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
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
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
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
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
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
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
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
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
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
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
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
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
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
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
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
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
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
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
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
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
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
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
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
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
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
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
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
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
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
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
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
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
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
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
“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
统治。
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
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
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
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
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
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
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
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
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
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
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
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
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
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
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
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
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
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
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
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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