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腐败的“制度-行为”分析模型

      迄今为止，对此问题的最好回答是王沪宁先生作出的。他写到，权力腐败行为的对象是社会性资源，其实质是利益；权力腐败需要两项条件：掌握一定的公共权力，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权或控制权。而“腐败现象的滋生和发展，均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制度条件和文化条件有密切关系。然而，这层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发生的，它要通过人的主体性活动。主体性活动涉及人的心理、意识、个性、思维、情感、意志、气质、性格、能力等多种因素，有复杂的心理活动介入其中”。具体地说，“腐败行为也与人们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性格有关，性格与信念、需要、兴趣、智力、意志、情感、气质有关，而这些因素均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王沪宁的见解非常深刻。当然，他的著作重点作了心理分析，还没有对上述观点作全面的论述。^[5]

      运用行为的制度-行为模型来解释权力腐败，可以发现，权力腐败行为除了具有社会行为的一般性之外，还具有特殊性。如，一般性体现为：（1）是腐败行为主体与制度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2）是在制度因素作用下，由需要→动机→行为→目标的过程；（3）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对腐败行为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影响；等。权力腐败行为的一般性决定了运用行为系统分析模型对其进行研究的可行性。权力腐败行为的特殊性体现为：行为主体及其心理结构特殊、行为方式特殊、影响腐败行为的制度因素特殊等。^[6]

为了有效说明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依据制度-行为思路，得到的权力腐败行为发生的理论模型是：

（1）腐败行为是腐败行为主体与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结果；腐败行为产生的基本原因在于权力主体对物资、金钱、权力、地位、名誉等存在一定程度的需要；权力腐败行为一般而言是权力主体基于需要而产生动机性行为。

（2）制度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在于：

正式制度中的保障制度（如工资、福利）和激励制度（如考核、晋升）影响权力主体各种需要的满足及满足程度；正式制度中的权力体制（对权力运作的规定及实施，如权力属性、大小、范围，领导体制，集权分权情况，制衡制约体制等），决定了权力主体是否拥有滥用权力的便利条件，并影响腐败行为方式的选择；

正式制度中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影响权力主体对行为风险与后果的判断。

非正式制度，如意识形态、文化、社会心理、习俗等，通过影响权力主体的价值观、意识、性格、态度，决定了权力主体的需要结构、优势需要、动机水平，或者影响权力主体的需要满足感程度、以及对正式制度的满意程度，影响腐败行为方式的选择。

无论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影响腐败行为的全过程。只要制度环境中存在缺陷，就会有权力腐败行为发生。事实上，无论是哪个社会，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暇，因此，腐败现象也就不可避免。这是腐败普遍存在的基本原因。

（3）腐败行为产生的过程一般可描述为四个环节：腐败心理产生、腐败行为风险决策、行为方式选择、目标达成。具体地看：

第一，腐败心理产生。腐败心理的基本方面是对物资、权力、金钱、地位等的需要。需要的形成，首先可能基于生产力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也即亨廷顿所说，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来源。^[7]这种需要无法区分合理与非合理。其次，权力主体受文化、社会心理、习俗以及外在不良刺激，引致其对物资、金钱、权力、地位等产生超出一般程度的需要，或者产生与优越感、特权意识相联系的虚荣心理。最后，组织、正式制度等没有使权力主体的需要（合理与不合理）得到（基本）满足，或者权力主体在社会比较之后对制度提供的现有条件不满意，感觉不公平，认为付出与报偿不符，从而导致心理失衡、认知失调。总之，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权力主体的需要结构发生了偏离，并由此产生了通过私自行为满足需要、谋求利益补偿、消除心理失衡的意识与动机，这类需要、意识、动机等的固化与发展，在权力主体心理层面形成一种倾向于实施腐败行为的状态，即腐败心理。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