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的政府治理

^{[6]（P817）}自由主义将政治设计进一步转向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的构建上，贯彻了结构分化原则、代议制民主政治原则、法治主义原则和权力制衡原则。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贡献在于：既完善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建构了西方现代国家，同时也推动和发展了公民社会。这样，就使西方公民社会与国家处在了一种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良性建构的关系中。

 

        “公民社会始终标志着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 ^{[7] （P41）}在西方，公民社会是多个利益集团和自治组织的汇总。公民社会从形成之初就是作为制衡国家的力量而存在，完备的资本主义市场所内在要求的平等、自由、竞争精神不断充实着每个公民并滋养培育出有利于公民自治的公共理性。公民自愿结成各种各样的组织，其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组织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增大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力量，并防止国家利维坦对公民私域的侵害和干预。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之初就尊崇“自由主义”，认为政府作为市场的守夜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尽管后来的“凯恩斯主义”强调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直至今天，反对国家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已经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普遍信条。可以说，公民社会在与国家的长期博弈中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自治权力，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自治经验。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在行政膨胀、削减福利、减轻财政负担的今天，强调个人责任和多主体治理不仅有其现实难题，当然更不缺少历史传统的积淀和现实的自治的实践。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沉疴和历史惯性阻碍了民主的生长与社会的发育。传统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王权社会，历史上从来没有明确划分公域与私域的理念和实践。长达千年的封建专制将臣民牢牢地掌控在王权之中，整个社会被“家天下”的国家所吞噬。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垄断了各种资源的直接支配权，而且几乎对全部社会生活实行着严格而全面的控制，从而形成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帝国。尽管中央政府的权力只达县一级，但民间社会在王权和绅权的干预下，形成了组织规模狭小、组织结构类似、彼此不相联系的“蜂窝状结构”。它们“事实上也主要是起着政府职能的延伸作用。” ^{[8]（P266）}尽管在中国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民本思想，但它们主要是少数哲学家和个别贤明君主的政治思想。中国自古崇权威，重人伦，把对生活的憧憬、社会的希望和对不公正境遇的改善都寄托在清官和明君身上。独尊儒术对于维护历代的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却阻断了民主意识和自治实践的发育，造成了中国民主基础天然性的缺失。及至封建帝制的废除和封建社会的崩溃，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传播，西方列强的入侵与蚕食、军阀割据与混战，使得民间社会力量活跃。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的独裁统治，竭力限制和镇压社会团体及其活动，但国民党政府的制裁和镇压却在社会力量的反弹中最终走向了终结。

 

        1949年后，中国建立起一个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国家政权通过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干部队伍以及有效的政治动员，实现了对经济和各种社会资源全面垄断。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政府逐渐建立起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将社会纳入到政府的权力体系之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强政府与弱社会关系模式逐步变得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两者的矛盾日益突出。在60-70年代，虽然政府与社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也多次进行过权力关系的调整，但问题始终不能得到解决。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激发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模式”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普遍赞誉与认同。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作为世界上少有的超大后发型国家，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中国现在正处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工业化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中，且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都尚未完成，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借鉴和学习西方先进理念与经验时，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独有情境中选择管理模式与方法的双重性因素。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并逐步得到了发展，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促进了民主意识的觉醒和自治能力的加强，公民参与政治社会文化事务的热情与积极性得到提升，实际参与的力度、参与的方式和途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产权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促进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分化。非政府组织得到发展，并开始在社会公共领域独立承担或与政府合作承担相当一部分社会服务的功能。可以说，“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和发育过程之中。尽管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还不高，但公民社会的各种主要特征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9]（P186 ）}另一方面，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市场经济运行还很不规范。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制保障和思想道德体系的支撑尚未完全形成，现有的政治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任重而道远。非政府组织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度还不是很高，开展公益活动的能力十分有限。这就意味着以非政府组织为主要载体的公民社会还处于“生存弱势期”。^{[10]（P18）}国家与社会之间远未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在非政府组织对国家政治发展施加影响的同时，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也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实现。由此可见，处于后工业社会的西方“治理”理论中所要求的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平衡协动的三大治理支柱在中国并没有形成。换言之，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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