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转变：历程、特点和成因（一）

    （l ）1949年至196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一个阶段。不妨称之为“前转变阶段”。从全国的情形来看，除了大跃进和三年灾害期间非正常的生育减少和生育回升以外，其它年份生育率居高不下，这一点与出生率的变动几乎完全一致。生育率维持在平均6个孩子的水平上。

    （2）1969年到1977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2个阶段，为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阶段，可简称为“快速转变的初始阶段”。生育率从接近6急速降到3以下。和出生率一样，几乎下降一半。

    （3）1977年到1991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波动中转变的中期阶段”。

    生育水平在2－3之间波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计划生育本身的手段也十分有限，所以生育率下降在接近极限的时候外部的控制力和内部的反控制力就构成了持久的冲突，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在本阶段，我们多年的努力已经使“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但由于超越了特定的生育率转变的文化边界，所以出现波动也在所难免。

    （4）1991年到199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四个阶段，由于这段时期的生育率变动出现了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不妨称之为“持续的低生育率阶段”。与前一阶段比较，它的特点一是曲线下延比较平滑，二是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这一阶段的成绩可以说是既梦寐以求。又来之不易。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大致达到了而且多年来维持了一个1.8左右的低水平。

    但未来的走势到底如何，似乎还没有权威的说法。事实上，1995年以后的数据也是有多家的估计，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不过，估计的差别很小，大致在1.8左右的水平上波动。

    从今后的变化看，有些“波动”恐怕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只要能持久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就不会影响我们实现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在刀世纪的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目标。

    在最后的那个阶段，也就是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稳定住一个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对于最后的和完成意义的人口转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人口惯性增长时期，生育率的控制和转变决定着出生率的变动，最终影响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

    目前，我们来自人口数量方面的挑战既有存量方面的问题，也有增量方面的问题。解决或者说降低增量，就是要遏止和减缓人口存量的膨胀。但解决了人口增量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人口的存量问题。而“稳定低生育水平”在短期内服从的是增量控制的要求，从长期来说则是服从于存量减少的要求。这样，从结合适度人口目标而设计的人口控制目标，决定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抉择。中国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在付出了代价之后，我们的确为相对减少人口的压力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3、从“制度一政策一发展”的综合角度看人口转变历程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看人口转变，譬如以1973年国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方案开始算起，根据几个主要年份的数据，可以很明显地分出几个阶段。这种划分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作用。结合图1和图2，我们知道：建国初期的死亡率转变和70年代初期的出生率转变是两次意义重大的转变。但显然，70年代前，出生率已经有下降趋势。进入80年代以后，出生率下降的空间实际上已经不大，进一步的下降预计会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

    从人口转变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始终处在传统阶段或者说人口转变的萌芽阶段。

    而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增长转入转变阶段，使得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差距拉大，人口增长急剧加快，形成了现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形成现代中国的人口爆炸。1950-1995年间，中国人口实际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3‰，是历史上和平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以7‰计）的2.5倍。考虑到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这样，就不妨以1970年为分界计算进入现代以后两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率：1950－197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20.48‰，1971－1995年为14.75‰，前者比后者高出近6个千分点。如果1971－1995年继续保持1950－1970年的高增长率，那么1995年的总人口将是13.85亿，而不是12亿，多出近2亿人。②任何一个经历过人口转变过程的国家必然有一个人口增长加速的过程，所以现代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有其客观必然性。不批马寅初，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历史命运，只不过人口转变可能会提前完成，人口转变增长量会相对减少而已。

    这样，如果中国人口转变从建国初期算起，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幅简图来总结一下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

    其一，在1950－1973年，无论哪种估计，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死亡率从18‰下降到7‰，而出生率则从32‰下降到28‰。这是死亡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又是人口转变的开始阶段。由于当时死亡率的下降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制度型转变”。

    其二，在1973—1980年，则恰恰相反，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要显著大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出生率从28‰下降到18‰，死亡率则从7‰下降到6‰。这一阶段是人口转变的加速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由于其时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与我国大力推行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政策型转变”。

    其三，1980年以后是人口转变的趋缓阶段，也是趋向完成阶段。其时粗死亡率的变动相对稳定，差不多在6.5‰的水平上波动，粗出生率则比较缓慢地这些波动中有所下降，粗出生率从18‰降到16‰。其间，改革开放为人口控制创造了日趋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的生育控制也在不断地完成自身的变革。越是到后期，越是清晰地展现出综合型“发展”的伟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发展型转变”。

    除了上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特点还表现在：门）死亡率率先下降，这同于50年代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rank W.Notestein）所概括的经验模式。

    （2）粗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外力作用的产物，没有人口政策的作用，中国人口的粗出生率大概不会下降得这么早、这么快。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