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两委”（村支委、村委会）是党和政府与广大农民联系的纽带和桥梁，而村支书、村主任则是这个联系的灵魂。他们的素质如何，群众对他们的认可程度如何，对于党的“三农”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施，对于农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笔者于2001年7月、2002年7～8月先后对Z县部分乡镇进行了实地走访，并于2002年11月又对Z县的一所高中的农村籍学生进行了随机调查问卷，力图发现当前农村村支书、村主任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一、调查情况

本次调查问卷的范围仅限于对Z县的X高中一、二、三年级的部分农村籍学生，其年龄在15～18岁之间。调查表采用随机方式发放，共发出去调查表A表200份，B表200份共400份，收回365份，回收率91.25％。A表和B表调查内容相同，只是对被调查人资料要求有差异：A表要求被调查人填写来自山区、丘陵还是平原，B表要求被调查人填写姓名、性别和年龄。

在回收的365份中，有效表为117份，有效率为32.05％。共涉及Z县全部21个农业乡镇（Z县有22个乡镇，其中城关镇没有农业人口）90个行政村。其中A表涉及17个乡镇53个村，B表涉及17个乡镇43个村，两者交叉，剔除重叠乡镇、村后共有21个乡镇，90个村（不包含其中一份没有写乡镇、村名字的和11份没有写村名字的）。黑龙集和郭庄是一个民族乡的不同称呼，故统计在一起。

二、调查的数据及分析

1.当上干部的方式和途径。

村支书产生方一般有两种：乡镇党委任命和支部党员选举。根据调查的数据来看，在该项回答的80份中有79份回答是上级任命，只有1人为选举产生。说明基层党内民主仍有待扩大。在回答通过其它途径当上村支书的选项中，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有关系”为33份；“家族势大”和“有威信”并列第二，为14份；“工作能力”为11份；“花钱买的”为10份；“长辈是官”为9份。从回答的情况来看，村支书产生过程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和亟待改进的地方，特别是高中学生的回答中，“有关系”的比例非常高，占回答总数的1/3多（33/91份），而“有关系”、“花钱买的”、“家族势大”的超过了三分之二（56/91），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当地党委部门的注意和重视。

村主任的产生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应该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但是，在回答的96份中，回答“上级任命”的有55份，而回答“选举”的只有41份。是基层没有进行选举还是学生回答有误呢？笔者根据原来的实地考察，特别是和一些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座谈以及电话询问，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村民选举没有落实到位，一些地方虽然进行了村主任选举，但是，选票根本没有到选民手中，基本上是村民小组长越俎代庖替村民填写，村民不知道选举这回事。②村民委员会选举过程严重变型和异化，乡镇和村干部在选举中作弊，不尊重选民的民主权利，没有充分体现选民的真实意愿，导致选民认为选举是“走形式”，实际上还是上级任命。③民选村干部在工作中为了对村民负责，抵制乡镇不合理乱收费，乡镇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违背《村组法》的规定，公然撤换村主任，但是，乡镇采取一些“软手段”*对民选干部进行种种刁难，使村主任产生“自摩擦”而辞职不干，然后乡镇再以临时指定的方法任命代理村主任。④个别学生不了解实际情况而做出了错误判断。不过，就总的情况来看，前三种所占比例在80％左右，因此，村民自治的实际操作和运行过程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在回答通过其它途径当上村主任的问卷中，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有关系”为22份；“家族势大”为15份；“有威信”为12份；“花钱买的”为8份；“工作能力”为6份；“长辈是官”为4份。虽然村主任实行了民选，但是，“有关系”和“家族势大”仍然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中占有重要作用，两者超过了回答人数的一半（37/61），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搞好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

从村支书和村主任的产生来看，两者都是任命的居于多数，但是，村主任民选的比例非常大（41/96），这与村支书的悬殊比例（1/80）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了村民自治在农村一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同时，两者的产生途径排在前二位的都是“有关系”、“家族势大”，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农村基层主要干部的产生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村民民主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透过这些数字，我们还能看出一个现象：村支书是上级任命的多，所以，“有威信”和“工作能力”分排在第3、4位，而村主任的民选性质，使得“有威信”和“花钱买的”分排在第3、4位，“工作能力”和“长辈是官”排在最后。

2.村干部的成份。

从调查的数据来看，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成份构成呈正态分布（附表一），即多数村支书和主任处于好和中间状态，而差的仅占少数。在两者中，除了“其它”选项外，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村支书中为“经济能人”、“复员军人”、“家族能人”；村主任中为“家族能人”、“经济能人”、“二混子”。由此可以看出，对于现在村主要干部的选任，无论是上级组织还是村民，都越来越重视其致富能力了。但是，因为复员军人在部队受过严格的组织化管理，组织性强，而且加入党组织的比例较高，所以受到地方党委的青睐，被任命担任村支书的比例较高，仅次于“经济能人”而排在第二位。两者的差异在于：由于产生方式不同，村支书的成份容易受上级党委主导，所以，“经济能人”、“复员军人”和“高考落榜生”所占比例较大，占33％。而村主任由于民选的占一定比例，乡镇控制力相对之下较弱，所以，村民在村主任选举中有一定的发言权（这是指那些进行村民自治选举较好的村子），一些家族精英以家族背景做纽带，利用同宗同族的优势问鼎村主任的职位；还有的“二混子”利用现在农村债务大，税费收缴困难，村里没人愿意当干部的“权力真空”，迎合乡镇把统筹提留收上来作为村干部的主要考核指标的想法，借助乡镇的力量而当选村主任，所以，在村主任中，“家族能人”和“二混子”分列第一位和第三位，而在村支书却分列为第三位和第四位；所占比例相差更是悬殊，村支书为37.5％，村主任为56.4％（不包括“其它”）。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处于中间状态的比例太大，两者占近一半（103/212），也就是说，这些干部只是一种履行国家向农村下达任务的机器，而不能带领村民致富，这对于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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