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

企业，产生了以农户经营体制为条件的村民自治。而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被视为中国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而这三大创造都与农户密切相关。所以，日益加快的社会化为中国古老的家庭制度注入了活力，改变着其惰性。 
（二）社会化的小农使农民面临新的压力。
小农的社会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但这一过程带来的并不都是美丽无比的图景。它在为农户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压力，使农民进入或者被卷入一个更不稳定、风险更大、更不具有确定性，更具挑战性的社会之中。
小农与社会化作为两极，存在着三大内在的矛盾：
其一，生产条件的外部化与自我生产能力弱小的矛盾。
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户生产主要依赖家庭和村落自我提供的条件，对外部的依存度很低。当下农户的生产方式趋向社会化，其重要后果就是越来越依赖于外部条件，生产条件的外部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果离开了种子、化肥、农药、水电、农机具等外部条件，农户的生产很难正常进行，仅仅是依靠农户个体，已很难完成生产的全部过程了。但这种外部条件的提供却大都是市场化的方式进行的，即农民需要以现金与外部交换生产条件。相对外部条件的不断改进而言，农户的自我生产能力则较为弱小，甚至被戏之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即从事农业的主要是女性、小孩和老人；与日益扩大的外部生产条件的支出相比，农户获得外部条件的购买能力却相对弱小。为购买外部生产条件的货币支出成为农户生产中的最大压力，并成为其行为选择的主要动机。由此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循环：外部生产条件价格愈高，农户购买能力有限，就愈是会寻求出外务工经商；农民愈是外出务工经商，农户的自我生产能力就愈弱。外部条件的现代化与农户自我生产能力的现代化不能同步增长，同时也会制约农民收入的增长。如近几年，尽管国家免除农业税得到农民的积极拥护，但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实际“好处”被抵消。免除农业税后，尽管一度出现农民大规模返乡要田的现象，但是不久，许多农民重新步入外出务工的轨道。道理很简单，务工只是支付劳动力却能获得比农业生产更高的收益。
其二，生活消费的无限扩张与满足需要能力有限的矛盾。
传统农民的生产剩余有限，生活开支充分计划，精打细算，勤俭节约。随着农户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他们的生活消费早已超出自我生产。而相当部分的消费品都需要从外部获得。特别是已作为日常生活重要部分的教育、医疗等完全依靠于外部。与教育、就医等开支迅速上升相比，农民的支付能力却相对不足。“吃得饱饭，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成为相当多数农民的实际生活写照。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社会化造成农民消费欲望的急剧扩张，大众传播媒体的广告将各种消费信息传递给农民，使他们不再只是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和生活实际需求支配自己的生活，在相当程度是来自于外部消费的刺激。与急剧扩张的消费欲求相比，农户满足消费需求的能力又十分有限。
其三，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与集体行动能力不强的矛盾。
传统小农的生活范围小，并生活在一个村落为根基的熟人社会里，能够形成相互间的合作共济，集体行动的能力相对较强。随着农民交往方式的社会化，交往的范围和空间急剧扩大，农民生活的领域愈来愈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而当社会化将农民抛到一个陌生人社会里，他们的集体行动能力又显得十分弱小。他们外出务工经商一般都是个体行为，外出后也分散在各个城市和厂矿，相互间缺乏多种多样的横向联系。尽管外出务工者已达1亿多人，但他们仍然只是一个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群体。他们不能联合起来维护和追求自己的利益，在陌生人构成的大社会中孤立无援。所以，当他们的工资被拖欠时，只能寻求政府援助，或者以非常的方式获得。更重要的是，社会化的开放世界改变农民的观念，他们不再是以村落熟人社会中的“人情、礼俗”等作为行动规则，从而获得集体行动能力，而是以现实利益，更直接的是现金收入作为支配他们活动的规则，超越农户的社会组织困难，其集体行动更为困难。
以上三大矛盾集中起来，就是社会化给小农带来的是货币化的压力。货币收入因此成为他们行为的主要依据。他们的行为动机和行动方式都可以从这一压力中寻求答案。如果说传统小农是以获得实物产品为主要目的，那么，社会化小农则是以获得现金收入为主要目的。而现金收入的获得相对实物产品而言，其稳定性更弱，不确定性因素更多，风险更大。所以，当下的农户已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更高风险的社会之中。
由此可见，“小农”与“社会化”这两极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构成影响当下农户的动力和压力。这种张力，既赋予农户以生机活力，同时又使他们面临新的困境。
面对社会化给农户带来的困境，需要寻求新的出路。一方面要在社会化进程中，不断提升农民的自我生产、生活和交往的能力，为农民提供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服务来提升农民的能力。在发达国家，一般都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场制，直接从事生产经营的人并不多，但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大增强了农户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应对一个变化和开放的世界。另一方面要将农户纳入统一的国家支持和保护体系。当下的农民已进入到一个统一开放的社会化进程之中，面临着其他人一样，甚至更多的风险，尤其需要提供国家支持和保护。如农民生产、生活和交往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与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提供。农民的收入、就业和保障等问题已成为当下农户的紧迫问题，需要国家纳入到统一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体系中统筹考虑。这也是农民作为统一的国家享受统一的国民待遇的重要体现。
重识农户，有利于我们将认识和研究农村社会的支点引向农户这一社会“细胞”，更好的理解当下的农村和农民；社会化小农的建构，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的变迁过程去理解和考察当下的农村和农民。将社会化的视角引入农村研究，更主要的是开发出新的“问题域”，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范式。至于这一范式能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收稿日期　200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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