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行分户经营之后，农户成为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必然会使人联想到小农经济。所在，迄今在许多论著中仍然沿用着小农经济的提法。这就需要我们正视这一理论和现实问题。
毫无疑问，如果从组织规模看，当今的农民仍然属于“小农”，而且这种“小型化”的趋势更加突出。小农之“小”主要表现为：
其一，农户耕种的土地规模小。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小农之所以被视之为“小”农，而不是“大”农，主要根据就是小农耕作的土地数量小，无法进行规模化经营。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没有效益就没有投入，没有投入就更难以走低效农业的陷阱。所以，小农经济成为落后的代名词。而在现阶段，中国农户耕种的土地规模数量日益趋小。首先，在传统中国，土地的占有极不均衡，有土地占有极少的小户，但也有土地占有较多的大户。而农村改革中实行分户经营，土地基本上根据人口数量平均分配的。各个农户经营土地的数量差别不大。其次，在现阶段，一方面是土地的总面积日益减少，另一方面是农村人口不断增多。20世纪中国的总人口才四亿多，而进入21世纪时，仅是乡村人口就达九亿多(户籍人口)。农村人口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断缩小。2004年，我国总耕地资源面积为130039.2千公顷,农村人口9.42537亿,平均人均占有耕地资源面积2.07亩(实际占有耕地面积2.00亩)。所以，如果从农户耕种的土地规模看，我国农民却属于“小农”。[8]（P ）
其二，农户的家庭人口数量小。劳动人口是农业生产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小农之所以视为“小”，而不是“大”集体，另一个根据是其劳动人口少，无法进行分工和协作。没有分工和协作就无法提升生产效率。所以，实行集体化就是改造农业经营单位人口太少的问题。人民公社因此被称之“大集体”，相对于小生产而言。而在现阶段，实行分户经营，农业生产单位的人数更少。在传统社会，尽管也有分家析产，但一般农户还是尽可能维持一个大家庭。因为人口多，不仅生产能力强，而且“人丁兴旺”，社会声望高。“大户”人家一般属于“四世同堂”，甚至于“五世同堂”家庭，即使是“小户”，也是“三世同堂”。但在现阶段，随着计划生育和观念变革等因素，农村的大家庭日益减少，核心家庭日益增多，“三世同堂”的家庭都已少见。2004年，我国农村总人口为9.42537亿人(户籍人口)，农村家庭为2.49714亿户，农户家庭平均3.8人。[9](p )
中国历代家庭经营规模与人口规模
(按照全国人口和户数平均)
表一
年份户均耕地
(亩)人均耕地
(亩)户均人口
(人)
1393[2]11.982.115.68
15789.881.735.71
1910[3]15.902.995.29[4]
1947[5]16.703.105.39
19825.341.464.43[6]
2004[7]5.601.503.44
中国历代家庭经营规模与人口规模
(按照乡村人口和户数平均)
表二
年份户均耕地
(亩)人均耕地
(亩)户均人口
(人)
1949[8]16.253.065.31
197810.831.895.74
19828.351.834.57[9]
2004[10]7.812.073.65
如果单就小农之“小”而言，从理论上看，家庭经营是没有出路的。这也是农村改革以来，不断出现“再集体化”要求的重要原因。但为什么当今的分户经营仍然有活力，农户仍然将长期成为农村人口的基本生产、生活和交往单位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今的小农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变化，小农户所处在和面对的却是一个大社会。传统的小农经济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地域性社会。小农与外部世界是隔绝的，村落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而在现阶段，农户已愈来愈广泛和深入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高度开放、流动、分化的社会里，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日益社会化，不再局限于村落世界。正是在这种社会化的变动之中，新的生产、生活和交往要素进入到农户的活动之中，改变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并由此汲取了“力量”，改造着中国传统家庭的“惰性”，使农户的行为能力得以提升。
（一） 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的社会化通常包括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生产产品的社会化。在传统小农经济形态下，农户的生产局限于家庭和村落的范围内，而无需与村落以外的世界发生联系。而随着农村村落与外部世界日益紧密的联系，“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10]（P(P697)在当下，无论是生产资料、生产过程，还是生产产品都不同程度的社会化了。首先，农民的种子、肥料、农药、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大都以从外购买的方式获得。可以说，除了土地以外，农业生产的大多数生产资料都是从家庭和村落以外获得的。从生产过程看，尽管农业生产主要是以农户为单位进行的，但是农户之间的互助合作日益广泛，特别是在大量农民外流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合作更加紧密。不仅如此，农户还寻求村落以外的帮助，如专业收割、专业浇水等。生产过程由一系列的个人行为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你挑水，我浇园”的家庭内部分工日益为家庭内外的分工所替代。由于生产资料来源社会化了，生产过程表现为家庭内外的分工，使得生产产品也社会化了，它从农户创造的产品变成了许多人共同劳动创造的社会产品。在当下，没有一个农户能够说，其产品只是他一个人生产的。与外部世界日益广泛和深入的联系，使农户的经济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生产产品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主要是进行交换，由此才有了农业产业化和“专业户”。农户的工作不再只是农业领域和当地村落，而出现了跨行业和跨区域的流动，农户的兼业化趋势日益明显。所不完全统计，当下中国有1亿多农民外出务工，可以说一半以上的农户都有成员在外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
（二） 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传统的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人们的生活基本上可以在家庭和村落内完成。直到2005年，笔者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时，还可以发现一些村落，除了向外购买食盐以外，所有生活资料都是自行获得。但这种情况已非常少见。在绝大多数农村，农户的消费资料和行为已日益社会化。他们获得的生活资料不再只是与自然交换，更而多的是与社会交换。长期以来，农民习惯于自己种什么吃什么，但是，当下的农民食品消费不再局限于自己的生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向外部购买。如雪糕等以往只有城市人群消费的食品也大量进入农村。仅仅只是20多年前，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区别一眼就可以看出，即农村人口一般穿着自己纺织的“土布”，而今，“土布”几乎已“绝迹”，农村人口在衣着方面的消费已完全依靠向外购买。住宅对于农户十分重要。传统农家的住宅一般称之为“土房”、“土屋”，即农民完全依靠就地取材建立起住宅。农村改革以后的最大变化就是“土屋”的消失，农户的新居用材、建筑等有相当一部分从村落以外的社会取得。传统农民的“行”主要依靠的是走路。在当下中国，已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乘车已取代步行成为农民的主要交通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以往根本不可想象的自来水、电、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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