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

进入21世纪后，这个拐点以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却又合乎情理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2003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及很快就进一步变成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说有些出人意料，是中央取消农业税的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十分仓促地决定下来，之前还在设想由费并税，规范和减轻农民负担，并投入大量精力、时间进行试验和推广，并将农村税费改革称为农村的第三次革命。而合乎情理，是指到21世纪，其实自分田到户以来，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农业中提取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已过。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已经不再来自农业和农村，而是来自于工商业和城市。国家有能力减轻甚至取消农民负担。

1990年代国家试图从农村提取资源，以加快现代化速度，却在很短的时间造成了农民的严重负担和农村的严重衰败，这时只是因为中国已经建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可以采取断然的取消农业税的措施，来缓解乃至从根本上改变前一个时期农村政策失误所留下的严重后果。而如果因为从农村提取资源造成农村衰败，而国家又没有建成完整的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国家就不可能通过取消农业税，来缓解乃至根除因为国家提取资源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正是1911年和1949年两个年头所代表的两个时代悲剧的原因所在。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既缺少外援，又缺少对外殖民扩张条件的情况下，建设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只能从农村提取，如何从农村提取较多的资源，而又不引起农村的严重衰败和农民的坚决反抗，就不只是国家不能向农民收取太多太重税费的问题，而且国家不能让一个内卷化的中间层来浪费这些宝贵的资源。

从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全程来看，在1949年前，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一直没有克服政权内卷化的严重弊端，因为国家没有找到一个与剩余很少的小农直接面对面时，所可以依托的制度化手段。特殊主义必然带来交易成本的迅速上升，必然造成基层利益共同体，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和地方势力借国家汲取资源的要求，将负担无休止地转移给农村中的弱势群体的后果，而基层利益共同体却从弱势群体的破产中获得额外好处。这当然是不可持续的，终究，农民的不满变成了普遍的反抗，国家为现代化目的的汲取，丧失了合法性，革命不只是发生了，而且成功了。

1949年前的革命成功，只是在推翻前朝方面成功了，却没有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突破。中国完整的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建成的，其原始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农村。换句话说，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只有新中国的前30年，国家在从农村提取大量资源时，没有造成严重的农村衰败和农民的严重不满。正是这个时期农民为工业化提供的积累，建成了现代的工业体系，从而使中国可以在21世纪初的农村再次出现危机时取消农业税，以缓解乃至解决农村的危机。

1949年至改革开放的30年，是人民公社体制主导下的30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使中国在内向积累式的现代化中，找到了一条国家可以低成本与农民交易的办法，克服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积弊，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回顾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中国必须从农村提取资源建设现代化的背景下，能否找到一个制度化的办法来降低国家与农民交易的成本，防止政权内卷化，是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前提。从20世纪乡村治理的实践中看，只有人民公社制度成功地解决了国家与农民的交易问题，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基本条件。人民公社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因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造成劳动剩余与劳动投入之间的弱相关，使人民公社的监督成本很高，但人民公社规模较大，降低了农村公共品（尤其是农村水利）供给中的组织成本，降低了国家与农民交换中的交易成本。如果没有人民公社体制，而在1960年代即发生1990年代末期因为缺乏组织手段的资源提取所引发的“三农”危机，则因为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还无力反哺农业，国家无力取消农业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腐败加速，农民的不满日甚，其后果就可能会无比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