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

上级雄心越大，向农民的提取就越多，农民负担就越重，农民就越是不愿缴纳税费，县乡两级就越是要调动村干部协助收税的积极性，村干部就越是能借协税来捞取个人好处。村干部捞取个人好处越多，村民就越是不满。村民向县乡举报，到县乡上访，县乡不能查处村干部，因为村干部捞取好处的行为，几乎是县乡鼓励出来的，是县乡有意为之的结果。查处一个由县乡鼓励捞取好处（当然不能太过份）的村干部，就会吓倒一批村干部，就会影响村干部的协税积极性，从而就会使县乡无法维持政权运转。

在1990年代，县乡村三级很快便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的作用下，不出10年，农村就被搞得近于破产：农民负担高，村级债务重，村集体资源变卖一空，干群关系紧张，到处流传“农民什么都不缺，只缺陈胜、吴广”的话语。国家通过乡村利益共同体来吸取资源的体制，终于走向反面，不能维系下来了。这与1911年和1949年十分相似。

总结1990年代以来10多年乡村治理由治到乱，由农村一派欣欣向荣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干群关系很好到干群关系极其紧张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造成1990年代以来10多年这种由治到乱变化的原因，恰是国家汲取资源的结果。如前所述，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是中国内向积累式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可以建立完整工业化体系的原因。1990年代，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尤其是工业经济体系，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战略已经有了一定的实施基础，农村本来可以休养生息。但为了进一步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国家主观上希望农村可以为中国快速现代化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但是，在人地关系紧张，农民现金收入很少的情况下，国家要从农民那里提取资源，必须有一个与农村基础相适应的组织体制。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重新变成了国家通过乡村组织与剩余很少的小农打交道的体制。小农剩余很少，现金收入更少，就无法支撑得起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又因为小农剩余很少，国家在与小农打交道时，很难建立一套制度化的办法。在1990年代乡村治理中，乡镇为了调动村干部协助收税积极性，而不得不凭借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私人关系，或默许村干部捞取非法的好处。村干部为了从村民那里收取税费，而不得不软硬兼施，不得不调动各种私人关系乃至身体暴力，乡村为了共同完成收税任务，而结成利益共同体，合谋以不能上得台面的办法（如村干部报告乡镇，由乡镇出面到村中拔“钉子”等），这些办法都是不能制度化的潜规则。也就是说，在农民剩余很少的情况下，无法建立起制度化的低成本汲取资源的体制，特殊主义基础上的汲取资源方式，则必然形成乡村利益共同体，造成政权建设的内卷化。国家在试图从农村提取资源用于建设现代化事业时，却发现农民实际上承受了几倍于国家提取资源数量的负担，其中的差额，大量被县乡村这个利益共同体所耗损。国家只得到了很少的资源，农民承担了过重的负担，县乡村三级则不仅得到了正常运转所需的资源，而且从农民负担中留用了过多出于个人目的的部分（比如县政府修建大厂场，并从中得到回扣，至少是得到政绩的好处）。农民的不满日益增加，乡村利益共同体越结越紧。只要还可以从农民那里提取到资源，只要村集体还有资产可以变卖，只要村集体的信用还可以借到现金，乡村利益共同体就不会破，农民的不满就还会长，国家就还会以为可以轻易地从农民那里提取用于更快现代化的资源。而一旦农民因为无力缴税而不愿再缴税，村集体资产已经卖光，信用已经破产，则县乡无论想出什么办法，也不再能够从农村提取资源，村干部因为不再有好处而不再愿意担任这个已无荣誉的职务，国家则突然发现，原来只要愿意做就可以做得成的事情，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现在想再从农村汲取资源做任何事情，都变得极其困难。乡村治理进入一个拐点。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