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

但是，在人地关系紧张，农民现金收入很少的情况下，国家要从农民那里提取资源，必须有一个与农村基础相适应的组织体制。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重新变成了国家通过乡村组织与剩余很少的小农打交道的体制。小农剩余很少，现金收入更少，就无法支撑得起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又因为小农剩余很少，国家在与小农打交道时，很难建立一套制度化的办法。在1990年代乡村治理中，乡镇为了调动村干部协助收税积极性，而不得不凭借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私人关系，或默许村干部捞取非法的好处。村干部为了从村民那里收取税费，而不得不软硬兼施，不得不调动各种私人关系乃至身体暴力，乡村为了共同完成收税任务，而结成利益共同体，合谋以不能上得台面的办法（如村干部报告乡镇，由乡镇出面到村中拔“钉子”等），这些办法都是不能制度化的潜规则。也就是说，在农民剩余很少的情况下，无法建立起制度化的低成本汲取资源的体制，特殊主义基础上的汲取资源方式，则必然形成乡村利益共同体，造成政权建设的内卷化。国家在试图从农村提取资源用于建设现代化事业时，却发现农民实际上承受了几倍于国家提取资源数量的负担，其中的差额，大量被县乡村这个利益共同体所耗损。国家只得到了很少的资源，农民承担了过重的负担，县乡村三级则不仅得到了正常运转所需的资源，而且从农民负担中留用了过多出于个人目的的部分（比如县政府修建大厂场，并从中得到回扣，至少是得到政绩的好处）。农民的不满日益增加，乡村利益共同体越结越紧。只要还可以从农民那里提取到资源，只要村集体还有资产可以变卖，只要村集体的信用还可以借到现金，乡村利益共同体就不会破，农民的不满就还会长，国家就还会以为可以轻易地从农民那里提取用于更快现代化的资源。而一旦农民因为无力缴税而不愿再缴税，村集体资产已经卖光，信用已经破产，则县乡无论想出什么办法，也不再能够从农村提取资源，村干部因为不再有好处而不再愿意担任这个已无荣誉的职务，国家则突然发现，原来只要愿意做就可以做得成的事情，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现在想再从农村汲取资源做任何事情，都变得极其困难。乡村治理进入一个拐点。

进入21世纪后，这个拐点以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却又合乎情理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2003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及很快就进一步变成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说有些出人意料，是中央取消农业税的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十分仓促地决定下来，之前还在设想由费并税，规范和减轻农民负担，并投入大量精力、时间进行试验和推广，并将农村税费改革称为农村的第三次革命。而合乎情理，是指到21世纪，其实自分田到户以来，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农业中提取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已过。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已经不再来自农业和农村，而是来自于工商业和城市。国家有能力减轻甚至取消农民负担。

1990年代国家试图从农村提取资源，以加快现代化速度，却在很短的时间造成了农民的严重负担和农村的严重衰败，这时只是因为中国已经建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可以采取断然的取消农业税的措施，来缓解乃至从根本上改变前一个时期农村政策失误所留下的严重后果。而如果因为从农村提取资源造成农村衰败，而国家又没有建成完整的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国家就不可能通过取消农业税，来缓解乃至根除因为国家提取资源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正是1911年和1949年两个年头所代表的两个时代悲剧的原因所在。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既缺少外援，又缺少对外殖民扩张条件的情况下，建设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只能从农村提取，如何从农村提取较多的资源，而又不引起农村的严重衰败和农民的坚决反抗，就不只是国家不能向农民收取太多太重税费的问题，而且国家不能让一个内卷化的中间层来浪费这些宝贵的资源。

从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全程来看，在1949年前，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一直没有克服政权内卷化的严重弊端，因为国家没有找到一个与剩余很少的小农直接面对面时，所可以依托的制度化手段。特殊主义必然带来交易成本的迅速上升，必然造成基层利益共同体，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和地方势力借国家汲取资源的要求，将负担无休止地转移给农村中的弱势群体的后果，而基层利益共同体却从弱势群体的破产中获得额外好处。这当然是不可持续的，终究，农民的不满变成了普遍的反抗，国家为现代化目的的汲取，丧失了合法性，革命不只是发生了，而且成功了。

1949年前的革命成功，只是在推翻前朝方面成功了，却没有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突破。中国完整的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建成的，其原始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农村。换句话说，在20世纪中国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