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既缺少外援，又缺少对外殖民扩张条件的情况下，建设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只能从农村提取，如何从农村提取较多的资源，而又不引起农村的严重衰败和农民的坚决反抗，就不只是国家不能向农民收取太多太重税费的问题，而且国家不能让一个内卷化的中间层来浪费这些宝贵的资源。

从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全程来看，在1949年前，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一直没有克服政权内卷化的严重弊端，因为国家没有找到一个与剩余很少的小农直接面对面时，所可以依托的制度化手段。特殊主义必然带来交易成本的迅速上升，必然造成基层利益共同体，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和地方势力借国家汲取资源的要求，将负担无休止地转移给农村中的弱势群体的后果，而基层利益共同体却从弱势群体的破产中获得额外好处。这当然是不可持续的，终究，农民的不满变成了普遍的反抗，国家为现代化目的的汲取，丧失了合法性，革命不只是发生了，而且成功了。

1949年前的革命成功，只是在推翻前朝方面成功了，却没有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突破。中国完整的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建成的，其原始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农村。换句话说，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只有新中国的前30年，国家在从农村提取大量资源时，没有造成严重的农村衰败和农民的严重不满。正是这个时期农民为工业化提供的积累，建成了现代的工业体系，从而使中国可以在21世纪初的农村再次出现危机时取消农业税，以缓解乃至解决农村的危机。

1949年至改革开放的30年，是人民公社体制主导下的30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使中国在内向积累式的现代化中，找到了一条国家可以低成本与农民交易的办法，克服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积弊，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回顾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中国必须从农村提取资源建设现代化的背景下，能否找到一个制度化的办法来降低国家与农民交易的成本，防止政权内卷化，是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前提。从20世纪乡村治理的实践中看，只有人民公社制度成功地解决了国家与农民的交易问题，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基本条件。人民公社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因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造成劳动剩余与劳动投入之间的弱相关，使人民公社的监督成本很高，但人民公社规模较大，降低了农村公共品（尤其是农村水利）供给中的组织成本，降低了国家与农民交换中的交易成本。如果没有人民公社体制，而在1960年代即发生1990年代末期因为缺乏组织手段的资源提取所引发的“三农”危机，则因为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还无力反哺农业，国家无力取消农业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腐败加速，农民的不满日甚，其后果就可能会无比严重。

上级雄心越大，向农民的提取就越多，农民负担就越重，农民就越是不愿缴纳税费，县乡两级就越是要调动村干部协助收税的积极性，村干部就越是能借协税来捞取个人好处。村干部捞取个人好处越多，村民就越是不满。村民向县乡举报，到县乡上访，县乡不能查处村干部，因为村干部捞取好处的行为，几乎是县乡鼓励出来的，是县乡有意为之的结果。查处一个由县乡鼓励捞取好处（当然不能太过份）的村干部，就会吓倒一批村干部，就会影响村干部的协税积极性，从而就会使县乡无法维持政权运转。

在1990年代，县乡村三级很快便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的作用下，不出10年，农村就被搞得近于破产：农民负担高，村级债务重，村集体资源变卖一空，干群关系紧张，到处流传“农民什么都不缺，只缺陈胜、吴广”的话语。国家通过乡村利益共同体来吸取资源的体制，终于走向反面，不能维系下来了。这与1911年和1949年十分相似。

总结1990年代以来10多年乡村治理由治到乱，由农村一派欣欣向荣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干群关系很好到干群关系极其紧张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造成1990年代以来10多年这种由治到乱变化的原因，恰是国家汲取资源的结果。如前所述，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是中国内向积累式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可以建立完整工业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