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强调，“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7]（p176）。当前我国农村正在进行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实质上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关系，这场改革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因此，“必须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着力解决改革中所引发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从而形成有效整合、协调一致的合作型博弈机制”[26]，痛下决心彻底拔掉上层建筑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拦路虎”。乡镇一级政府要重点强化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环境，二是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三是加强基层社会管理，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同时，要把不应由地方基层政府承担的经济社会事务交给市场、社会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去解决。在此基础上，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撤消地级行政建制，逐步实行市、县分治和“省直管县”体制，进一步探讨如何解决地方党、政、群团组织机构分设的问题。

　　最后，应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建立和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从表面上看是涉及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但真正深层次的矛盾和体制障碍则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下一步，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税收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形成以大病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保障体系等。通过法律制度建设，使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支出结构更多地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倾斜。总之，我们要善于把把自上而下的总体规划（或叫“指令性改革”）与自下而上的伟大创造（或叫“弹性化改革”）这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协调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综合改革，而不能再搞单打一的“摸着石头过河”。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未来的农村改革发展走得更快一些，走得更好一些，走得更远一些。

参考文献：

[1] 曾业松.“三农”理论探讨与实践经验（上册）[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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