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消除。因此，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尤其是当前我国如何破解农村税费改革后的“附生难题”，及时化解乡村的“历史旧帐”等问题，至今既没有一个全面的准确的统计数据，也没有制定出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方案，致使不少基层组织已经陷入了“五难困境”（即收支平衡难、工资兑现难、工作运转难、债务消化难、经济发展难）。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测算的数据显示，在农村“费改税”之前，全国乡镇一级每年大约需要3700亿元才能维持合法生存，即使按总支出的70%计算，每年至少也需要经费支出2590亿元，而资金来源只有750亿元，收支相抵后仍相差1840亿元[24]。但在近几年的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累计仅为1643亿元（其中2001年为33亿元，2002年为245亿元，2003年为305亿元，2004年为396亿元，2005年为664亿元），这远远不能弥补取消农业税后留给乡村基层组织巨大的资金缺口。从长远发展看，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或具有“微利性”，工业属于“竞争产业”或具有“赢利性”；农村属于“分散区域”或具有“资源扩散性”，城市属于“集中区域”或具有“资源聚集性”；农民属于“弱势群体”或具有“易侵害性”，市民属于“强势群体”或具有“保护性”[25]。因此，如何从根本上扭转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失衡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三、下一步农村综合改革的目标、重点和难点
下一步，我国农村综合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根据国务院日前召开的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农村综合改革的目标是，按照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2]。概括起来，它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温家宝总理日前发表署名文章解释说，“把这三项改革作为农村综合改革的主要任务，基于三点考虑：一是抓好这三项改革有利于从根本上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二是这三项改革都涉及农村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一些关键问题；三是改革的内容相对集中一些，有利于重点突破，带动农村的各项改革”[2]。
我认为，如果把我国农村综合改革仅仅限定于涉及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是不全面的、不彻底的、不完善的。下一步，应当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改革思路，全面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综合改革，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首先，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农业体制尚未建立。
目前我国市场农业的发育水平还很低，农村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农资市场等发育几乎停顿、甚至有所倒退，造成了农村生产要素向城市“逆向流动”，严重地制约着农业和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事实上，农村内部改革是内容最复杂、环节最多、层次最深、难度最大的改革，重点应解决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建立现代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使农民真正拥有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继承等权利，从制度和法律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这是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基础和前提；二是，培育和发展农村金融市场，逐步形成竞争性的民间融资机制，这是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重要条件；三是，培育和发展农村技术市场，逐步形成市场化运作的基层科技推广网络，这是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必要条件。
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一直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即“一方面，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和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还没有其他手段可替代土地作为9亿农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时，稳定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就是稳定农村社会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措施；另一方面，从长远发展看，这条路也走不通，解决人地矛盾主要应通过发展二、三产业，发展小城镇，逐步减少农业人口，引导土地使用权在农户之间合理流动，运用市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来解决，这是治本之策”[4]（p62～63）。也正是由于我国在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停滞不前，最终导致土地、资金、劳力、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市场配置机制失灵，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如在1987年曾提出“要实行农村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认为“乡、村合作组织主要是以土地为中心形成的，与专业合作社不同，具有社区性、综合性的特点”[3]（p890）；但到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提出了，“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不能过多的在土地上做文章，而以农民的劳动联合和农民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更应鼓励发展”[4]（p57-64）。这等于是不让农村土地与资金、劳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联姻和有效配置。因此，截止2002年底，全国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仅为28.7万个，共接纳会员1596.7万人，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4.97亿人的3%左右，且普遍存在规模不大、覆盖面小、实力薄弱、管理不规范、解体过于频繁、稳定性能差等问题。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上，1987年的“中央五号文件”曾提出，“要发展多样化的资金融通形式”[3]（p890），认为“股份制经济通过自愿投股和股票转移，可以广泛聚集资金，引导资金向高效益方向流动；对乡镇企业政企分开和私人资产社会化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要积极探索，总结经验，促其健康发展”[3]（p891）。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但迄今为止，中国9亿农民的主要融资渠道仍是靠亲戚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而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农户尚不到五分之一。说白了，农民觉得贷款难，是因为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国家商业银行不给农民放贷，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不知道哪个农户有偿还能力。因此，目前全国县域内平均每年流出资金数额高达6000亿元，一个县平均每年净流出资金在3亿元左右。此外，农村基层科技推广体制，一方面存在着农业科技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截止2001年底，农林水气象系统职工为135万人，仅占全国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053.3万人的4.4%），另一方面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运转机制不活，人员队伍不稳，经费保障不足，科技人员闲置等问题。总之，如果说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为了调动农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的话，那么下一步进行农村综合改革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就是再造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因此，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重点做好“放活”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以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体制和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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