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

　　总之，这10年，“尽管农村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是不论哪一项只是开了个头，都是未完成的工程，尚留有一大堆问题待解决”[9](p150)。比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是“半截子改革”，国家并没有恢复和承认农民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土改中所得到的“完整土地产权”——主要包括土地自由买卖、出租、典当、抵押、赠与、继承等权利。而中国官方和理论界却把它宣称是“农民的伟大创举”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深化农村改革首先必须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4](p58)。其实，根据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的回忆，“三中全会后不久，农村改革一开始，在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下，用包产到户取代人民公社，乃是群众和领导机关经过长期博弈之后相互妥协的产物。当时把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考虑过土地用于农耕最忌掠夺性短期行为，因此想比照历史上有过的经验——‘永佃制’（即无限期租赁）设计承包制。但权衡过利弊后提出来酝酿，赞同者少，怀疑者多，认为它不符合责任制的概念。因怕节外生枝，由此引起新的争论，影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这个主题，因此暂时搁置了。1984年以后，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稳定现行政策，争论暂时平息了”[9](p151)。这就应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的话，“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10](p830)；“如果我们所许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11](p501)。可见，这种带有“农民福利性”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设计，是与我国农业和农村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的发展趋势自相矛盾的。

　　事实上，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绩效是相当有限的。即“1978年至1984年中国农产品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46.89%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体制改革，化肥施用量增加的贡献份额占到了32.2%，农产品提价的贡献份额占到了15.98%，其他制度改革的贡献份额十分微小”[12](p20)；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一次性的突发效应，到1984年全国范围内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这种制度变迁的冲击已经释放完毕”[12](p21)。因此，从1984年到198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数量从400公斤下降到364公斤，农业生产形势总体上仍处于基础脆弱、后劲不足的状态。也就是说，所谓的“土地大包干神话”只是昙花一现。严格地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作用范围是很小的。时至今日，中国官方承认：“我们在农村搞的‘大包干”，很好地解决了18亿亩耕地的问题，耕地之外广大的国土资源（60亿亩草原、42.7亿亩林地、42亿亩大陆架渔场等）在相当程度上还处于权责不清、主体不明、利用不够、经营粗放的状态。这已严重制约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效益的提高和农民增收的步伐”[13]。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81年3月19日，原国家农委在呈送给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中就提出了，“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自然灾害频繁，技术装备落后，但我国国土辽阔，自然资源和劳力资源丰富，生产门路很多。如果只在占国土十分之一的耕地上做文章，不在十分之九的山区、草原、江河、湖泊和滩涂上打主意，农民就很难富起来”[3](p849)。但直到现在，我国对于如何运用现代市场机制的作用来有效利用国土资源的问题还没有破题。正如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德尔博格所提出的，“如果给农民以土地的所有权，他们会把沙漠变成绿洲；如果让农民以租赁的方式来经营土地，他们又会把绿洲变成沙漠”。总的看，中国农村始终面临着的“真问题”是人地比率太低，而解决这一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则是靠市场机制和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性保护。譬如，“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由2.82亩减少到1.51亩，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仅为1000千克左右，除掉农民自留口粮外，一个农业劳动力全年提供的商品粮只有70千克。直到1978年底，全国平均每个农村人口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其中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10000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3](p823-832)。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长期实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隐含着“成员权平等”和“退出机制缺失”的严重制度缺陷，由此造成了全国几亿农民无止境地要求平分土地，最终导致在高劳动强度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土地报酬递减、边际效益下降、甚至为零或负数的极端现象[14]。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决不是有效缓解了这个问题，而是加剧了人地矛盾的进一步恶化。所以，截止目前我国耕地总面积已减少到18.51亿亩，人均占有耕地仅为1.2亩，尚不到世界人均占有耕地水平的40%。此外，全国还有三分之一的省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亩，其中还有660个县人均耕地不到0.5亩，已经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警戒线”。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种产权模糊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造成了国家对非农建设用地的“低门槛、低成本”和向农民收取各种税费的“软指标、软约束”，以至造成“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平均每年各种建设占地400万亩以上，25年共征用了农村耕地1亿亩左右。失去土地的农民从征用土地中得到的经济补偿最多不超过5000亿元，国家和城市工商业从农村集体土地转让中积累了9万多亿元的资产”[15]。据权威专家估计，全国因“圈地运动”而失去土地的“三无”农民（无地、五业、无保障）已达到4500万人左右，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隐患。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总有无数双“看得见的手”（政府）、“看不见的手”（市场）、“第三只手”（乡村基层干部）齐刷刷地伸向农民要钱、要粮、征地，致使“有些地区的农村人口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16]（p1）。总之，正如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诺思所言，“一旦无效率的制度选择沿着原来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就会陷入一种‘自动锁定’的状态，初始的制度设计会强化现存的制度刺激与惯性，要想脱身而出就显得十分困难。正是由于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17](p11)。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