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

　　二、我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历程的分期与评价

　　本文重点从中国农村改革的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和党在农村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效性等方面入手，把我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即从1978年到1988年，是农村改革的起步阶段，出现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期”；从1988年到1998年，是农村改革的停滞阶段，出现了“三农综合症”；从1998年10月至今，是农村改革的快速推进阶段，出现了第二个“黄金发展期”。这样做，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去认识和把握我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原始起点、发展基点和未来坐标。

　　（一） 从1978年到1988年，是农村改革的起步阶段，出现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期”。

　　这10年的农村改革历程，又可具体划分为三个小阶段。（1）从1978年到1984年，是农村改革的艰难起步阶段，改革的重点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截止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达到99.5%，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到97.8%，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的“工分制”变成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2）从1982年到1987年，是农村改革的第二阶段，改革的重点是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此确立了“乡政村治”二元治理体制新模式。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党委、乡政府和乡经济合作组织，“尽快改变党不管党、政不管政和政企不分的状况”[3](p867)。截止1984年底，全国共建立起了79306个乡，3144个民族乡，9140个镇和948628个村民委员会、588多万个村民小组。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了实行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及具体实施办法。此后，全国农村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村民自治制度。（3）从1985年到1988年，是农村改革的第三阶段，改革的重点是鼓励农民面向市场，发展商品经济，确立农户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逐步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等。总的说，这一时期的农村改革核心内容是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实质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农村经济体制和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胡耀邦语），总结和吸收亿万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改革经验，然后把它转化成为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以此推动我国农村改革向纵深不断发展，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做法。概括起来，这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使农民获得了自主择业权；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使农民获得了产品处置权；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使农民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择业空间；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使农民获得了相对平等的发展权”[5]（p138～142）。从1987年起，全国农村开始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又使农民获得了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管理和监督的民主决策权。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不仅解决了8亿农民的吃饭问题，而且也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坚实的物质基础。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由3000亿公斤上升到4000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68%，全国农民收入增长166%。同时，“乡镇企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产值已达二千亿元以上，吸收劳力六千万人，为我国农村克服耕地有限、劳力过多、资金短缺的困难，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3]（p885）。对此，邓小平同志生前曾经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3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7](p376) 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80年代农村发展的实质是把农业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留在农村内部转化了，当时叫‘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这样就形成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又拉动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促使整个国家出现了‘内需拉动型’的增长。这就是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黄金时期”[8]（p23-27）。

　　但是，我们对这10年的农村改革“开门红”也不可估计过高。比如，“农村改革开始，一个优先的目标，就是解决农村微观经营机制的问题，即将人民公社体制改变为家庭承包制。可是，仅仅这一步，并没有解决经济发展的宏观机制，即市场经济机制问题。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发展商品生产。忽视这一条，家庭经营就被限制于自给经济水平，必将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5]（p146）。而到1987年，“我国深化农村改革主要围绕三项指标进行，即：（一）确立农户自主权；（二）发育市场体系；（三）继续展开优化产业结构。这三项指标实现的程度将视作衡量农村发展成功与否的标志。但是，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5](p145)。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