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健康身体的低收入与“商品身体”的高收入选择
在农村调查时，我们经常听到农民说：即使卖血、乞讨，也要供子女读书。其实，以卖血、卖身等类似牺牲身体换取货币收入的现象屡见不鲜。表面上看，农民卖血、卖身换取货币收入是一种自残行为，卖血换取货币收入得不偿失，是非理性行为。如果将此类行为放在货币收入最大化的理论框架下，就会发现它有着自身的逻辑性。农民受货币支出压力束缚，要保证家庭正常运转，保证子女就学和家庭成员就医，必须筹措相应的货币收入。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看，卖血是以身体为商品，终究会损害身体，使劳动力的终身利润、可持续收入受到影响，不是一种理性行为；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看，卖血已经使人的身心健康都受到损害，不是最有效的行为。如果从货币收入最大化的观点看，卖血换取家庭急需的货币收入，具有内在逻辑性。卖血解决了短期的货币支出压力，平衡了家庭预期赤字，保证了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暂时正常运转，避免了家庭财政赤字而陷入困境。这就是“货币伦理”，农民围绕着货币收入进行选择，甚至不惜以身体为商品换取家庭急需的货币收入。⑤
（五）纯打工高收入与兼业打工的低收入选择
大部分长年在外打工的农民，不放弃耕地，种植少量而不能获取利润的粮食。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会化小农仍然以生存最大化为目标。其实，此观点不完全正确。打工家庭种植一定的粮食，的确是为了“糊口”，为了“口粮”。在这个意义上，打工农民是为生存而种粮，但是种粮并不是“最大化行为”，或者说不是农户的最优选择，只是应付打工而进行的风险投资。种粮保险的边际成本非常低，农民只需要少许的耕地、投入较少的劳动就能够满足全家的口粮，根本谈不上最大化问题。实际上，打工家庭的承包地仅仅是为了生产口粮，不会按照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与边际成本相等安排生产，更不会进行“内卷化”生产。
打工农户种粮是为了给不确定性的打工风险进行生存保障。农民外出务工有一定的风险，可能无法找到工作，可能工作不稳定，也可能无法赚到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收入。一旦纯务工农民没有赚到足够收入，不仅会威胁家庭持续运转，而且家庭支付危机可能会转化为生存危机。因此，耕种少量的承包地，给打工进行“生存保险”尤其必要。很明显，打工家庭的务农与务工已经有了分工，务农是对打工风险进行保险投资，务工则是追求货币最大化，或者说务农是解决吃饭问题，打工是解决用钱问题。农民不选择纯打工，而是亦工亦农，两者兼顾，是社会化小农的理性选择。
社会化小农在五个方面“有违常识”的理性选择，可以检验笔者提出的假说：社会化小农的行为、动机与商品小农、理性小农、弱势小农的动机、行为不一样的，前者承受巨大的货币压力，时刻面临着家庭支付危机，农户的约束条件已经由生存约束转为货币约束，崇尚“货币伦理”，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一切行为围绕着货币而展开。
注释：
①所谓“转换性标准”就是小农是否会向社会化大生产转换；所谓“行为与动机标准”就是农民的生产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围绕目标行动。黄宗智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是笔者根据其分类归纳的，并将此分类法称为“两标准分类法”。
②此段摘自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一卷第二章第四节，笔者查遍了王亚南和唐日松翻译的《国富论》都没有发现这一原话，特此注明。
③弱势小农概括并不准确，只能够部分表达此学派的一些观点。
④徐勇，邓大才。“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构建[OL].中国农村
研究网，2005-07-05.
⑤笔者提出货币伦理、身体商品，不是赞成、认同农民以身体商品换取货币收入，只是解释为什么农民会以身体商品换取收入。对小农的悲惨境地，笔者甚感痛心、痛惜，呼吁建立社会性、政府性的支援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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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4]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5]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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