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效用最大化无法取代货币收入最大化
社会化小农
理论构建有两大困难：一是货币收入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商品小农与社会化小农如何区分；二是货币压力与生存压力、利润压力如何分别。虽然前面已经多次论及，但是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依据，笔者认为，效用最大化理论三大缺陷决定了无法取代社会化小农。
首先小农效用理论本身的缺陷。黄宗智从生产和消费考察小农行为的方向是正确的，消费目标决定生产目标也是正确的，但是将农户两个目标统一于效用最大化值得商榷。效用最大化可以套用于任何个体和群体的行为目标。传统小农的生存最大化，属于效用最大化；马克思小农的剥削最小化也是效用最大化；舒尔茨的利润最大化也可以转化为效用最大化。表面上看，黄宗智抽象出了各个
发展小农最本原性、最一般性的行为特征，却因此失去了独特性，从而无法具体
分析不同类型小农的行为和动机，也就无法解释小农有悖常理的行为。
其次，黄宗智小农效用最大化理论，没有将交往、家庭生活的货币化支出纳入分析框架，而这两个部分是
影响小农动机和行为的重要
内容。
最关键的是黄宗智的效用理论是以生存问题没有解决为前提条件，当他将利润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目标统一为效用最大化目标后，其理论完全可以归入生存最大化理论的范畴，从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货币收入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提出了社会化小农的最终目标是货币收入最大化，小农的所有行为和选择都围绕货币收入而展开，具体而有针对性。无法用商品小农替代社会化小农，无法用效用最大化替代货币收入最大化。
（六）生存压力、利润压力无法等同货币压力
三大压力的
经济基础不同。生存压力背后是粮食问题，或者说是农业问题；利润动机背后是资本问题和技术问题；货币支出压力背后是就业问题，特别是非农就业的替代问题。生存问题靠农业，靠粮食解决；利润问题靠资本、土地等要素解决；在土地、资本、技术给定前提下，货币问题只能够依靠非农就业解决。
三大压力的发展路径不同。在生存压力不成为压力后，农民的行为选择有两个：一是追求利润，二是追求货币收入。如果生存压力解决后，小农按照马克思、亚当。斯密设计的路线“两极分化”，一部分农民变成大地方或者农业
企业家，一部分农民变成农业工人或者城市就业人员，那么农户行为及其目标的确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小农无法按照经典理论的预期路径进行分化，生存得到基本保障的小农，其行为及目标就值得再商榷。
如果小农没有完全分化，小农仍然是小农，虽然没有达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但是其背景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农户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利润问题，而是社会化的消费支出问题，货币支付问题。农户唯一选择是：通过充分就业获取货币收入，解决社会化的资金需求问题，解决
现代要素的社会化投入问题和后代社会化教育成本问题，以及社会化的人情交往支出问题。此时的小农没有生存压力，也没有利润压力，只有货币压力。
四、社会化小农行为：悖论解释
社会化小农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已经从理论层面进行了分析，下面从农民悖论性的选择中进行检验和解释。
（一）长期较高利润与短期较低收入的选择
在长期较高利润和短期较低收入的选择方面，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企业，选择前者。社会化小农，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货币支出压力，不可能按照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行为，而是尽力获取年度、季度，甚至月与天的货币收入，以满足即期的货币支出需要。最典型的是农民往往在收获季节出售农产品，此时农产品价格是整个生产周期最低的，而不是在价格最有利时再出售，农民放弃获取较高收入的机会，选择获取当期较低货币收入，并非不懂“待价而沽”的道理，只是迫于现实压力。
社会化小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应付即期的货币支出，缓解货币支出压力，维持家庭正常运转。如果农户面临的货币压力不大，或者能够通过其他方式缓解，农民就会按照舒尔茨描述的路径发展——选择长期较高利润。此时的农民就由社会化小农转化为理性小农。对于小农而言，只有先解决家庭面临的支付危机，才谈得上可持续发展，或者说只有在货币支出问题解决后，才谈得上利润最大化。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农民悖论似的选择是非理性的。农民同样理性，只不过其理性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货币压力最小化，收支均衡化，现金收入即期化。
（二）不确定性风险升水与确定性稳定收入的选择
社会化小农时期，家庭安全已经由生存威胁，转向不能付现而破产的威胁，即受货币支出压力，面临现金支付危机、家庭预算危机。虽然现金支付危机不会威胁农户家庭的生存，但是能够破坏家庭的正常运转，影响家庭的可持续发展。鉴于这个现实背景，理性的社会化小农是按照“最大最小化”的原则进行选择：一般会选择低风险、低报酬的方案，确保家庭的正常运转。
农业结构调整的案例可以检验这一假设。近几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宣传和倡导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但是农户种植结构变化不大，南方是水稻、棉花、油菜，北方是小麦、玉米、花生、大豆。不是农民不知道结构调整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而是结构调整投资大、风险大，农民承受不了结构调整失败的冲击。家中有小孩读书、儿子结婚、有可能去世的老人等即期现金支付的农户，传统收入渠道更不能受到影响，否则就会出现家庭支付危机。农民宁可种植熟悉的水稻、棉花、小麦，也不愿意种植市场风险、经济风险和投资报酬都比较大的经济作物。农民选择风险最小化，不是厌恶风险，也不是不想从高风险中获取高收入，而是受货币支出压力约束，不能够偏好高风险、高报酬的选择。
（三）清闲低收入务农与艰苦较高收入务工的选择
现在有一批学者批评说，农民外出务工受苦受累，还经常受包工头、企业剥削，不如回家务农。虽然务农收入低点，但是获得了尊重和尊严，减轻了劳动痛苦的程度。按照常理讲，此建议应受农民接受和欢迎，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农民一如既往，成批外出务工，自愿“接受剥削”，有些人还为不能被“剥削”而苦恼。每年春节以后，农村劳动力带着希望外出，但是总有一部分人铩羽而归。还有一部分农民为了能够外出打工，到处托人找关系，请求、寻求“剥削”。农民外出务工条件艰苦，干最脏最累最苦的活，为什么还要义无反顾外出呢？为什么农民不守着炕、抱着老婆在家务农，而要别妻离子外出接受“剥削”？小煤矿经常发生事故，但是农民仍然要前赴后继呢？这是不能用利润最大化观点解释的，也不能用农民愚蠢、不理性这类侮辱性的观点加以解释。相反，这是农民理性的体现。农民非常实际，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货币收入，家庭生产、生活、交往就寸步难行，家庭支付危机就无法化解，外出打工受点累、冒点风险能够保证家庭正常运转，最关键的是通过打工挣钱供养子女读书，家境就有改变的希望，就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可见，社会化小农外出打工，有着现实压力和对未来的期望，其效用评价超过了个人劳累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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