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文本制度比较与实践反思
作者:张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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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2007-05-23
[3](p925)。1992年5月,李鹏同志在全国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讲话时指出,“县级机构改革总的方向,是走‘小机构、大服务’的路子,逐步减少对企业和基层的行政干预。在改革中,省、地、市要适当地下放权力给县,县要适当地下放权力给乡镇。要在县级机构转变职能的基础上,逐步理顺县与乡镇的关系,让乡镇这一级能够办更多的事情”
[8]。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92年底,全国共有23个省份确定了290个单位进行县级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特别是像山东莱芜、诸城、江苏常熟、常州、河南新郑、山西隰县、湖南华容、内蒙古卓资、广东顺德、福建石狮、四川邛崃、甘肃定西、河北藁城、浙江上虞、陕西宝安等,都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大胆试验,摸索和创造出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9]。
譬如,从1986年5月15日开始,山东省莱芜县(后改为县级市)率先打响了“简政放权”第一炮,由此拉开了全国县级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序幕。该县设在乡镇的分支机构共有26个,这次改革除法庭、邮政、金融三个部门仍维持现状外,共向乡镇下放了23个县直部门的分支机构(其中属于行政事业性质的19个,属于企业性质的4个),下放干部职工13500多人(其中干部1800余人),移交固定资产1120万元,下放财政事业费支出1500多万元,使全县28个乡镇分别组建起“五委一办一站”(即农委、经委、商委、文委、社会保障委、政府办公室和统计站),乡镇一级普遍建立了财政所[10](p1-20)。这样,在不增加人员编制和财政经费支出的前提下,改变了过去“乡镇政府牌子响、责任大、权力小、办事难,有为农民分忧的愿望,而无为农民服务的能力”的状况。同时,诸城市通过实行“简政放权”,创造出来了“组织农村商品经济大合唱,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典型经验。一时间,山东省“莱芜经验”和“诸城经验”这两个“姊妹篇”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样板。再如,河南省新郑县(后改为县级市)也不甘落后,在学习山东经验的基础上,对19个县直部门(主要包括农业局、畜牧局、水利局、林业局、农机局、土地局、建委、商业局、粮食局、供销社、物资局、乡镇企业局、一工局、二工局、文化局、交通局、物价局、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等)实行“企业化管理”,要求这些单位的80%以上人员分流到服务性经济实体中去,从1990年1月1日起,县财政事业费拨款改为贷款,每年按10%的比例递减,直至“自负盈亏”为止。据河南官方媒体报道,“新郑县农口8个委局,共有干部职工798人,改革后分流692人,兴办经济实体61个(其中县级19个,乡镇42个),年产值可达3000多万元,实现利润86万元[11](p6)。另据报道,“河南各地农村通过学习新郑县‘围绕服务办实体,办好实体促服务’的经验后,在全省47678个行政村中,1990年共办起了集体企业项目59342个,产值已达到137亿元,接纳163万人就业”[12](p1)。然而,这种依靠行政命令一哄二起培育出来的“改革盆景”,红火一阵子就销声匿迹了。
总之,这场自下而上发起的县级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和操作规范,加上1988年下半年发生‘经济过热现象’和1989年上半年发生‘六四政治事件’的冲击,实际从全国范围看,中央在‘治理整顿’期间不仅暂停了省以下的政府机构改革试点工作,而且强化了必要的集中手段,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进展缓慢,管理方式也没有发生根本转变,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的现象再度复发”[13](p125)。对此,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梁步庭同志曾经总结说,“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这一点不能忽略。局部试验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改革方向是对的,但如果不及时发现和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等它们积累多了,就容易走回头路”[14]。1993年9月,万里同志在与中央分管农业工作的负责人谈话时也指出,“深化农村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总体规划,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创造。但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涉及一些部门和个人的既得利益,没有权威的决定,不抓紧检查,就难以奏效”[15](p636)。
三、20世纪90年代农村税费改革前的乡镇政府职能转变
1992年初春,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7](p372-380)。1992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对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员发表讲话时也指出,“我们的党政机关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已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全国党政群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已达3140万人,其中党政群机关906万人,事业单位2234万人。县以上各级党政机关超编60万人,乡镇一级超编214万人。1990年全国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人数,比1980年增长70%。这么庞大的机构,大大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1980年全国行政管理费开支66.8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5%,到1990年已达333.5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9.7%。如果加上事业费,1990年共支出1255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6%,各级财政已不堪其负”
[16](p5-6)。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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