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以家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状态。
承包制以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机制与状况，与人民公社大不相同，也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大不相同。因为农民以家庭作为经营单位，在家庭内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的同时，家与家之间的合作成本也大大提高，以致农村公共品供给普遍出现了从人民公社水平上的倒退，以前作为公共品供给的乡村水利，却变成了以户为单位的私人品供给，一方面是农民住宅十分高档，另一方面村中道路却尘土飞扬。
此外，改革开放以后，因为阶级斗争话语的取消及农民流动性的增加，农村社会治安重新成为问题。
与中国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当前中国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因为地方性强制规范的无力，及因为快速社会流动造成的预期的不稳定，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变得不可遏制，并最终使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2003年以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当前农村不是修建公共品，而是使用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公共品，都成为问题。换句话说，相对于人民公社公共品供给机制和状况均佳和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公共品供给机制和状况的较佳，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与状况均十分糟糕。
有两个因素对于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有一正一反的
影响，一是当前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积累时期，具备以工哺农的财政能力，因此，中国农村的相当部分公共品供给，将来可赖国家财政的支持，这是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因素。不过，中国是有9亿人口依托农村生活的农民大国，国家财政能力即使十分的雄厚，也断不可能为9亿农民提供如城市一样的公共品，离开了农民社区的自我组织，农村公共品供给可能会低于最优供给水平。或者说，农民组织起来，对于增加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中国，农村还远未达到可以凭借国家来解决公共品供给的阶段。也正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具有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作用，而使农民合作具有功能上的意义。
相对于传统中国农村，超出农产的单位（比如村庄或宗族）仍然可以通过公共品需要的功能必要性，而被凸显出来，其中的差异择要有二，一是传统的凸显宗族或村庄的软硬规范大为不同，二是当前农村从人民公社遗留下来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与传统的土地私有的小农经济，也有很大差异。
五、结语
本文系统考察了现代性因素对中国农村构成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使得中国当今的农村，已极大地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农村。
小结本文的讨论，显然，有这样几个因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农村的状况：
其一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因素，尤其是正式行政建制对传统的宗族或自然村的切割，人民公社体制在当前中国农村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行政村体制，仍将对农村的发展构成深刻影响，并是今后农村发展中可供操作的变量。
其二是阶级斗争话语的影响，这一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是阶级话语作为一种控制技术，与中国传统的族规乡约的话语有相通之处，即具有义务本位的特点：一方面是阶级话语作为一种解放话语，与西方启蒙话语（尤其是平等意识和个人权利）有相通之处。正是阶级话语，使中国农民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变成了国家的公民。改革开放以后，阶级话语失去了正当性，其作为控制技术的方面自然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条件，但其作为解放话语的方面，则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农民当代的心理。
其三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完成后，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直接控制和法律无遮蔽地普照于农村，尤其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律精神，与阶级话语中的解放话语结合起来，构成了当前农村社会秩序中的核心特征及难题即小农经济与现代法律的悖论。其四是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状况。与传统社会相比，当前以村庄为基础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难以防止搭便车行为。在国家无力为农村提供足够公共品供给的背景下，农民组织起来获取公共品，具有功能上的合理性。此点十分重要，因为，正是当前农村社会中，农民组织起来的困难，和组织起来可以获得公共品供给的巨大好处之间的张力，使得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农村农民的行动逻辑大有差异。
注释：
①举例来说，抗日时期要靠“抓壮丁”来获得兵源和抗美援朝时农民踊跃参军，及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改革与阶级斗争话语的普及，中国农民第一次深刻地与国家站在了一边。
②以地方性的软硬两套规范来起作用，乡绅、庙会、经济分化、宗族等，都是传统社会起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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