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包围农村——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方向
作者:潘维
来源: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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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2007-05-23
秩序和改善社会风气。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财政投入，天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没有社区的社会主义合作精神，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就不可能体现“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组织农民社区自助？当然要依靠植根于乡村的中国基层党政组织。中国的农民不是没有组织的农民，党和政府已经渗入到了乡村的基层社区，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伟大成就，是共产党的一个伟大成就。有些学者认为这种“渗入”使农民不堪其负，但事实是，“渗入”是人民公社时期乃至人民公社以前就已经发生了的，而“不堪其负”恰恰是在回归家庭耕作之后才发生的，是在党的基层组织涣散乃至瘫痪之后才发生的，是在乡镇企业“转制”之后发生的。
要分散的个体农民“自我组织起来”，是空想。若中国农民能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就不会有1900 年仅仅两万个八国联军士兵就从四亿五千万中国农民手中抢走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事，不会有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占领半个中国的事。一句话，如果小农能自己组织起来实现现代化，中国根本就不会出现共产党。靠大学教授或者一小批有激情的大学生去组织农民，也是空想。民国时，晏阳初和梁漱溟先生都带着学生搞过“乡建”。这种唐•吉诃德式的精神令人感佩，但他们能做到的，较之党和政府，乃是九牛一毛。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慧丽老师之所以能在河南兰考县组织起农民合作社和农民文体活动，不是因为她是农大老师，而是因为她挂职任该县副县长。组织农民，靠的不是比农民更丰富的书本知识，而是靠实际操作能力，靠生于兹、长于兹、熟悉当地民风民情的基层党政干部。
尽管我们的答案是依靠基层政权，但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高级官员，却对党领导的农村基层政权高度不信任，经常把他们看成是农民贫困的原因。然而，不靠基层党和政府又能靠谁呢？总不能靠宗法组织、黑社会、反政府组织、甚至外国宗教势力来推进中国社会进步吧！固然，基层党政机构存在大量问题，特别是腐败。然而，那是改善基层政权的理由，不是所谓“国退民进”或者“小政府、大社会”的理由，不是取消基层政权的理由，更不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理由。
正因为有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政府和基层政权，自回归家庭耕作到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的15 年里，中国农村没有出现基层的权力真空，以自由小农家庭为主体的农村经受住了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农村社会基本保持了稳定，甚至还取得了三大成就：第一，在极为困难的财政条件下，基层政权组织起数亿农民家庭去维持九年义务教育体系。中国新一代农村人继续成为能写会算的劳动者，积累了中国的“人力资本”。第二，在极为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基层政权自发组织了农村工业建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90 年代前半期构成中国工业、出口和税收“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好局面，并使中国的农村人熟悉了非农产业的工作。第三，在极为困难的社会条件下，基层政权维持了乡村社会秩序，在维护水利设施、环境、森林、水土、卫生、公共设施、征兵复员等方面尽了力，为落实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税收政策和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尽了力。没有基层政权在困境中的努力，中国政权就是空中楼阁，中央政府就没了腿和脚。
然而，正是这些基层干部们，在近十年被舆论大肆妖魔化。成功是“专制”，不成功是“无能”，而贿选出来却被说成“有合法性”。这也是中国农村走向破败和混乱的十年。当基层政权被剥夺了财权，被舆论抹黑，并且自上而下地堕落，社会主义的社区自治组织就瓦解了，农村人民又成了一盘散沙，回到了自然经济的时代。各种农村社区事业，包括水利、教育、医疗、卫生、社团都在衰败甚至垮掉了。其中，农业方面的衰落更明显：机耕被废除了，因为机器翻不过密密麻麻的田埂，也没有谁家愿贡献机耕路占用的田地。牛耕被放弃了，因为一户仅两三亩地，养牛耕地不合算。于是个体农户倒退到了靠人力耕地。再有，双季稻产区只种一季稻，因为人力成本高，自己吃一季就够了，种双季不合算。这不是“新农村”，而是旧农村。这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传统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在1840 年敲响了传统农耕社会的丧钟，形成了李鸿章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有了共产党的胜利及合作精神的推广。在今天繁荣的城市经济面前，在强大的市场力量面前，传统农耕社会的衰败破落是必然的，是不可能“复兴”的，更不可能靠义和团式的（维权）“起义”来复兴。
慈善事业救不了中国农村。改善基层政权，依日靠基层政权，支持基层政权，让基层政权组织农民进行改善生活的劳动，才可能“对接”政府的社会主义援助和乡村社区的社会主义自助，才可能有“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城市自由派的认识相反，今天的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农村光明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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