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里，中国农民的家庭耕作延续了两千多年。从1956 到1981 年，中国农民的集体耕作持续了25 年。从1981 到2006 年，中国农民退回家庭耕作又持续了25 年。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中，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快速而巨大的变迁，综合实力壮大，为城市援助农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新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决定：自2006 年元月1 日起，取消已有两千六百年历史的农业税；此前，政府已经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取消了乡统筹和村提留两项收费，还明令禁止以“乱收费”对农村社区事业进行“摊派”。2005 年冬，中共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准备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强的动力。2006 年春，全国人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定为国家大政方针，进行了具体的财政规划部署。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为标志，中国农村又来到了一个大变迁的十字路口。

中国思想界相当一致地拥护这一战略决策。但同时，大家也对农村困境的由来、解决办法、发展前景存在不同的看法。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市场经济下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国家投入不足农村缺少“基础设施”？是基层官员太多而且腐败，国家政权的“下沉”，农民“权利”被剥夺，农民税费负担过重？是城市的剥削？解决农村困境的主要办法之一──国家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资金──会不会变成慈善、浪费、或者“形象工程”？新农村到底新在哪里？

二、在某“国家级”贫困县见到的事

2005 年暑假，我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些学生去华北西端某国家级贫困县做社会调查。下面的三个故事是我们亲眼所见。

1、30 户农家买不起的变压器

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平地村，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向县委副书记汇报了村里的困境：在庄稼灌浆期最需要水的时候，某村民小组30 户人家提取地下水的变压器坏了，没法抽水灌溉水浇地（靠汲取地下水灌溉的地，比旱地的产出几乎高一倍）。地下水不要钱，可提井水要付电钱。变压器由一家农户承包管理，代收电费，并用电费支付管理维修费。虽然承包户愿意支付变压器维修费，但县供电局却不肯维修，称：依国家技术规定，这台变压器早已超期服役，不能再修，必须报废。然而，新变压器要6000 元，承包户不肯出这笔钱，因为承包合同规定：承包户负维修责任，但没有折旧更新的责任。然而，农时不等人，这30 家农户因变压器而面临生计危机。

为什么这30 户不能每户出200 元集资购买新变压器？村支书严肃地解释道：“30 户共同所有，就成了‘集体资产’，没人会干这种傻事”。那让承包户购买呢？村长的回答是，承包户买不起。即使买得起，村民也不肯支付比现在更高的电价，因为种粮并不赚钱，只是供给村民的口粮，所以，谁买变压器谁吃亏。由于旧变压器是“原先的集体资产”，电费又由“国家”来收，因此，村民认为应当由“国家”支付新变压器的钱。那么，谁是“国家”呢？乡里几乎没有“财政”，管理两万多人的乡政府每年只有两万元办公费，连台办公电脑都买不起，遑论给每30 户买1 台新变压器。县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差不多，每年的收入只够发工资，90％的开支要靠中央政府每年一亿多元的“转移支付”――“国家”已经“承包”了整个县的党政文教――比起“承包”每30 户农民1 台变压器，不如干脆“承包”这些农户的口粮划算（全县农民每年的口粮为一亿元的三分之一）。如果管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政府，强大到能为每30 户农民提供1 台变压器，那简直就成了恐龙。我再问到：如果“国家”认为没有责任负担这台变压器，怎么办？村长的回答很干脆：要是这30 户打不上粮食，那“国家”就得负担他们的生活。

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个悲喜剧。县委副书记当即用手机给供电局长打电话，命他立即派人来村里维修变压器，供电局长只能服从。我问副书记，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回答是，“我是这个村的人，村书记和我是最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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