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这一时期,自上而下建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各省市区也建立了相应的工作结构,这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其次,从不同层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目标和规划,例如,周恩来提出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降到1%以下,各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生育政策上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和“少、稀、晚”的口号,这实际上是我国70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政策的雏形。
再次,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节育技术指导,明确了计划生育经费的开支渠道;加强了避孕宣传,改善了避孕药具的供应,为计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五六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受到对马寅初《新人口论》批判的多大影响,相反,50年代的节育宣传和60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践是我国整个计划生育工作的必经阶段,是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开创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尝试。对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影响最大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动乱,而这两次灾难影响的不仅仅是计划生育,它使我国所有的正常工作都处于瘫痪。
四、“错批一人,多增三亿”的提法缺乏科学依据
在中国人口学界,有一种观点甚为流行,他们认为中国人口之所以迅速增长,其原因是50年代没有能够采纳马寅初先生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合理建议,反而把马老的正确主张当成“新马尔萨斯主义”进行批判,从而导致人口膨胀。这种观点广为流传,以至被人概括为“错批一人,多增三亿”,成为一段时期对五六十年代我国计生政策和计生工作占主导地位的评价。而这种观点的潜意识是对我国五六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的全盘否定,对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巨大谴责。
那么,是不是真的是“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呢?
首先,上文已经指出,对马寅初的批判始于1957年底,批判高潮是在1959年底。对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论》的公开平反是在1979年6月,“错批一人,多增三亿”观点的出笼是在1979年8月。1957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6.46亿,而到1979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9.75亿。22年间,总共增加3.29亿。如果真是“错批一人,多增三亿”,那么,意味着这22年间,如果我们不批判马寅初,或者采纳马老提出的主张,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就只会增加2900万,几乎是“零”增长。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我国在马老提出控制人口的当时就采取最为严厉的措施,把全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也不可能使这段时期的人口就达到“零”增长。因此,“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实属违背人口学基本常识的最大笑话。
其次,众所周知,中国的前两次人口增长高峰分别发生在1952-1957年,1962-1968年。这两次人口增长高峰恰恰与批判马寅初在时间上风马牛不相及。而对马寅初批判的高潮和批判之后,中国的人口不仅没有出现大的增长,相反,1960-1961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口负增长时期。1960年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人口增长率为负14.88‰;1961年比1960年减少348万,下降5.26‰。因此,把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对马寅初的批判,既“错批一人”,在时间序列上也找不到任何根据。
第三,影响人口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条件、人口政策、传统文化和意识,政治因素和人口理论是通过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口增长。从我国人口增长的实践以及世界各国人口增长的规律来看,社会经济条件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它直接导致人口按照一定规律变化;人口政策对一定时期的人口变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人口的增长速度、规模和结构变化;传统文化和意识对人口增长也有重要的影响。对马寅初的批判主要是在学术领域,后来在陈伯达、康生的直接插手下,也发展成为政治迫害,但是对人口政策的直接影响并不突出。五六十年代所实行的人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寅初的主张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批判马寅初所造成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当时社会的上层和一部分社会精英及知识分子中,对于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来说,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和自身的局限,批判马寅初不可能对他们的生育行为产生多大影响,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生儿育女。因此,“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总之,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客观地看待历史,说毛泽东主张人口越多越好、鼓励生育和人口增长,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即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把对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的批判说成是我国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甚至概括为“错批一人,多增三亿”,是荒谬的。
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有许多难以解开的谜,对马寅初的批判有许多细节至今仍然难以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材料是至少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肯定和支持了马寅初的人口主张。因此,把对马寅初的批判归结为毛泽东个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作者注:1956-1966年),“一切成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国人口众多,对社会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今天人们的共识。而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新的世纪,当我们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为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所做出的伟大贡献。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