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是传统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贯主张, 也是中国社会和民族保持社会稳定性、连续性的法宝,但过分地强调回避矛盾会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 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庸之道”并非惧怕矛盾,过分抑制人的个性发展,也并非过分抑制创新,而是强调在稳定的前提下, 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中, 可以发现“中庸之道”具有吸纳优秀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作为道德观念,《札记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央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慎乎其所不睹,恐怕乎其所不 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要求人们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要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这是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古希腊的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 在别人面前更知耻。”且“丝毫不做不适当的事"”[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定势中的“中庸”特质, 并未扼杀市场经济的创造活力,也未抑制人们的创新精神, 反而彰显出更多的主动性。
市场经济和“中庸”的慎独思想都崇尚诚信原则,尽管二者有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市场经济把诚信看做是经济活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是人们履行合同、契约的信任前提,而中国传统道德把自觉履行道德责任,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作为君子修养的基本准则。孔子所讲的“言而有信、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人们说话要诚实可信,认真而诚实地对待事情和工作,信实无欺。经济学学者史怀泽曾经说过“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除了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5]两种诚信观在这里结合得是多么完美啊!市场经济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形态在中华道德文化背景条件下,不但没有排斥中华传统之美德,反而显示出主动融合姿态。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6]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成为维持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一般的、基本的道德信念、道德人格和良心,也是评价人的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如果用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去看待这些市场经济道德观,人们并不感觉陌生可怕,因为两种道德观中都十分重视社会公德的建设,都认为"诚实"是社会公德 的基础。因此两种文化在融合过程中都显示出活力。
三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形成是围绕“义利” 关系的争论展开的。因此, “义利之辩” 的过程,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和缩影。 “义利之辩”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义利统一” ;二是“利重义轻”;三是“重义轻利”。以上三种观点在中国传统道德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影响,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调节作用也十分明显,其中“重义轻利”观在总体上处于支配地位。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将义利关系严重对立起来的代表性观点,它要求人们“见利思义” ,“义然后取”。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来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统治阶级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强调“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们“存义去利” ,“存理灭欲”,彻底否定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道德观念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否则易出现“义”与“利”的严重脱节。当“义与利”严重对立时,就会出现个人主动放弃自身利益或自身利益被剥夺。“重义轻利”观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抑制 人对社会的侵害,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
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如何确立新的“义利”关系是当今道德建设的热点问题。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中,有“权”和“利” 之争。权利的本质意义是对人的某种自由或利益的肯定,从 这个角度上讲道德权利是从道德上给人提供一个自由选择 其行为方式以获取正当利益的合理范围,权利人可以以一定 的道德上的支持和保护作用,这是法律所不能取代的。很显然,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中还 没有合理解释和合适的位置,这里的“义”并没有法律的含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权利并不是爱心和同情心激发 的纯粹的赠品和恩赏,因为如果是恩赏,对它的造当反应则 只能是感恩谢德。” [7]“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受有的 权利也就是另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 [8] 在这里所讲的“义”是指“义务”而“非”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法律许可或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根据社会需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正当权力,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定式中把追求个人利益看做是小人的行为,君子只能看重“义”。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在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 流时,因“义”而失“利”的事例很多,教训也不少。更有甚者, 把它运用到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