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辨——积极而谨慎的功利主义原则

　　诚如姚洋先生所言，“功利主义和罗式自由主义代表着当代公正理论的两极。前者强调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后者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优先。”功利主义忽视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问题，各个阶层社会分配拉大时可能激化矛盾，甚至引起社会动荡，这一切反过来影响了效率，即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本身。罗式自由主义则走向了平等和权利的极端道路，同样难以为大众所接受。

　　在此，姚洋先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我们需要的是在罗尔斯自由优先原则下的功利主义公平观----谨慎的功利主义。”也就是意味着给功利主义划条界限，这个界限就是罗尔斯式的基本自由优先原则。在不同的原则区间，可以套用不同的法则：最大化最小值原则和最大化收益原则。

　　笔者承认，这能够理解，解释和指导很多问题和决策。例如，社会分配问题上保证基本权利和基本物品的分配必须平等，使得每个公民具备向这个社会负责的能力，对于基本权利和基本物品之外的分配，效率原则成为主导原则，以此保证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但是，谨慎的功利主义很难经受得住现实的拷问。因为两大原则的界限难以明确划定，而它同时又存在动态的调整过程。例如对残疾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如果仅仅是一种谨慎而消极的功利主义原则，并不着意发掘其潜在的可能优势，很难达到谨慎的功利主义所追求和建立的理想状态，而积极的扶助态度例如对盲人经过短期培训，可以兴起盲人按摩业。对个人和社会均是双赢。在中国西北农村至今仍有很多人信奉“虽然我饿着，但是我坐着。”身强力壮但懒惰成性，甘于现状。由经济学家钟朋荣和厉以宁所倡导的地方政府“官逼民富”，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农田承包措施和奖惩机制后，促进了当地经济富有成效的增长。因此，笔者认为更为恰当的公平道德或许是有作为而谨慎的功利主义，或者可以称为积极而谨慎的功利主义原则。社会应当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跳到这条界限以上，激发所有社会成员的潜能，而不是消极的将某一状态里这条界限以下的人看作社会的负担甚至累赘。这样便不会出现国家号召西部大开发，一味的转移支付，消极的填坑，只强调“输血”而漠视了对“造血”功能的培育，几年下来扶贫行动远没有口号响亮，陷入成绩不佳的窘境。而积极谨慎的作为充分考虑到行为主体的差异和比较优势，认为几乎每个社会成员（不否认存在很少的一部分人完全缺乏能力）都可以尽其所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一无是处，使“我要脱贫致富”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对财富发自内心的渴望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