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心性论作为伦理学基础是否可能？——以思孟学派为个案（下）_伦理道德

3．政治伦理结构——治国

在上述“五伦”中，“君臣有义”就是治国方面的政治伦理结构（注意：此“臣”包括“民”，即“臣民”）。这种结构在《尚书·洪范》中已有相当充分的表述，诸如“八政”“皇极”“三德”。儒家对君臣关系之关注，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孔子曾经将全部人伦问题概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子路》），问题在于：这种关注的实质何在？其实，儒家关于政治伦理结构的思想源于周公，周公早已建构了如下一种三角关系：

天
↙ ↖
王 → 民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环状结构：天决定着王，王决定着民，民决定着天。（45） 儒家的不同派别，不过侧重这个三角的某一条边。民直接决定天，即间接决定王，这就是孟子所倡导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在儒家，基于作为当时的主导意识的宗法观念，政治伦理不过是宗法伦理的映射，所以历代君主常标榜“以孝治天下”。但是这种政治伦理结构的根本还是心灵伦理结构，即“治国”是“修身”的映射。这就是孟子讲的“居仁由义”：“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居仁即据于心，由义即行于政。所以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孙丑上》）；反之，“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滕文公下》）。《中庸》也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智、仁、勇是心灵伦理结构的确立，它能映射而推衍出治国之道。

4．人际伦理结构——平天下

在五伦中，“朋友有信”是最富于现代精神的。朋友一伦的提出及得到强调，是因为人际关系不止父子、君臣，“平天下”也不仅仅是政治伦理问题，必须回答其他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对此，儒家建立了两个层次的映射：一是“朋友”关系的映射，即把天下人都视为朋友；二是更进一步的“兄弟”关系的映射，即把天下人都视为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民，吾同胞”（张载《西铭》）。这里仍然是以家庭伦理关系视为映射推衍的根据。

这方面，儒家提出了“信”的伦理原则。“信”就是“诚”（二字同源），故孟子说：“有诸己之谓信。”（《尽心下》）“信”之为“诚”，当然本之心灵结构，所以归根到底，“朋友有信”也是心灵结构的关系映射。孟子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这是推己及人的映射推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梁惠王上》）所谓“推恩”，就是推爱。

5．世界伦理结构——及于物

这种“推”不仅及于所有人，还及于所有物，遍及宇宙世界。所以，儒家所理解的宇宙，是一个伦理的世界。这与西方现代的“意义世界”观念具有相通之处，区别在于：西方的世界观仍是一个实体的集合，儒家的世界观则是一个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不是自然的（46），而是人伦的。西方关于“意义世界”的观念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科学主义的建构，如分析哲学的逻辑语义学的“意义”理论；一是人文主义的建构，如某些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47）。后者更为接近中国儒家的传统。但是儒家建构的意义世界不仅是人文的，而且是人伦的：我们记得前文说过，儒家之赖以进行关系推衍的元结构“两仪”和“五行”，本身就已经是伦理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伦理学本身就有存在论的意义。

儒家传统是通过“推”、亦即纯粹关系映射推衍来建构其伦理世界，这种“推”的两大层次是：推己及人，推人及物。这就是孟子讲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在这方面，张载的《西铭》是个典型的文本，他把天地人物视为一个伦理世界，最后得出了一个著名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的朋友。

至此，儒家通过纯粹关系映射推衍，由心性论而推出了伦理学的全部原则（参见表四），整个宇宙因此而呈现为一个伦理意义世界。我们现在换个角度来看，《大学》三纲八目的推衍程序也可分为这样两大阶段：修（格致诚正）是“仁”，齐、治、平是“义”。韩愈说过：“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以“行而宜”（适宜、适当、恰当）释“义”，这是中国哲学各家的共识。我这里想讨论的，是中国“义”“仁义”的观念和西方“正义”的观念。西方所谓“正义”（justice）具有这些基本语义：适当，恰当，正当，正义，公正，公平。这些语义其实正是汉语“义”“宜”的意思。换句话说，“义”即儒家的“正义”观念。但是，西方的正义观念根据于理性，而儒家的正义观念根据于情感：义出于仁，仁乃是爱，爱属于情，情即是性。（48）正义是仁爱的映射，仁爱是心性的映射，这就是儒家伦理学的精神实质。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我按儒家的思维推衍形式，从心性论推出了伦理学，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采取了儒家的立场。其理由很简单：我可能并不采纳儒家的那种思维推衍形式，甚至于并不采纳儒家的初始预设条件。但这同时也并不意味着我已经采取了西方哲学的立场，理由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是王国维所说的：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在这点上，我是同意康德的：意志（考虑到中国哲学，还应该加上情感）高于理性。至于意志、包括情感的普遍性，那是只能另文讨论的问题了，我只是想指出一种事实：中国人认为这样一种思维形式是合理的、自明的，恰如西方人认为那样一种思维形式是合理的、自明的。于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他们何以如此认为？显然，这里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的“理”，然而这个“理”却不是思维本身的事情、而显然是所谓“信念的确立”（皮尔士语）问题了。但这个问题却不是本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