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传统基督教对工商业发展的态度和立场
不论是古代中国还是中世纪的欧洲,工商业都是在农业文明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那时
,在社会上占控制地位的道德是农业文明的道德;农业文明道德的奉行者们,站在道德
的立场上,对于人们利用经济方式明目张胆地追求财产、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对于各
种 “专属于工商业的社会规范”,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反感乃至敌视。
中国的儒家有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则说:“明明求仁义,君
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像李嘉诚、刘永行这样的富商,要是早生500年,
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小人”,就像70年代末中国人看待第一批个体户一样。《大学》里
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去追逐财富的话,人民之间的团结就没有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
所以,那时提倡的是这样的行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董仲舒语
)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历代王朝的一个基本国
策是“重本轻末”。中国古代有四个传统的阶层,按社会地位的顺序排列为:士、农、
工、商。商人们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较高的社会地位,连他们想炫耀一
下自己财富的要求都要加以限制,钱穆说:“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
,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2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那么基督教就是欧洲农业社会道德的
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对商业的反感主要是通过儒家表现出来,而在欧洲中世纪,对
商业的反感则主要是通过基督教表现出来。
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
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的财富的时候,
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商人······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因而
身体软弱,心灵委靡,为了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3
阿士力在《经济史导论》中说:“《福音》······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人们要防止
追求财富,因为那将使他们抛弃对上帝的服务并将使良好的种籽枯死。······基
督神父由于有着这类教训,对异教世界的自私自利行为,曾起着一种有益的反感,那引
导他们整个地谴责了追求财富。那还引导他们更向前进——乃至否认一个人有权以自己
的东西来做他所愿做的事,甚至奢侈地享用他自己所有的财产。······然而,如
果说一个人的力求致富行为是有罪孽的,那么难道贸易本身可以有正当的理由来辩护吗
?这一问题,在中世纪时代,使许多人在良心上感到困惑。······无论如何,贸
易对灵魂来说,是有危险的。”4
亨利·皮朗论述道:“商业复兴在各地引起道德矛盾。在整个中世纪,这种道德矛盾从
未消失。教会自始至终认为商业利润是得救的障碍。与农业文明完全相适应的教会的禁
欲观念,促使教会永远怀疑社会变革。······教会对利息的禁止,对以后几世纪
的经济生活影响极大。它阻止商人去心安理得地发财致富,并且使商业经营与宗教教规
不能调和。”5他认为:“市民阶级的需要同西欧的传统组织是这样的不相称,以至立
即引起了猛烈的反对。他们与当时的社会利益及思想针锋相对。当时的社会,物质上由
大土地所有者所控制,精神上由对商业极端仇视的教会所控制。······因既存秩
序而得到好处的人,照例是要顽强地保卫既存秩序的,这不仅由于他们要保障自己的利
益,同时也由于他们认为既存秩序对保障社会安全是不可少的。”6
很多人在比较东西方文化时,侧重于它俩的不同,比如儒家和基督教就有很大的不同。
我也认为两者有很大不同。第一,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她有着作为宗教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