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规划的途径及其有效性

　　尽管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实际上两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兼容的[13]，经济上的最优化途径并不是生态上的最适途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相矛盾的。由于对这种矛盾的认识，人们提出众多的通过限制经济发展来保证生态过程和环境健康的途径。

　　3 最小—最大约束途径

　　3.1 对经济过程的限制

　　最低安全标准 (Safe Minimum Standard, 简称 SMS) 是经济学家提出的众多关于限制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概念之一。最早由 Ciriacy-Wantrup [14]提出，用来解决濒危物种的保护问题。这一概念试图阐明怎样避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最坏状态，如物种的灭绝。这种最糟状态是不可逆的，而其社会损失又是不可确定的。SMS 认为物种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其可再生性只存在于一定阈限之内。一旦超出这一阈限，资源的进一步利用就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导致人类可利用资源库的枯竭。由于社会和自然的不确定性，这种不可逆的后果是不可知的。防止这种灾难后果或最坏后果的一个办法是采用最低安全标准。利用这一标准，使足够的栖息地得以保护。SMS 实际上来源于搏弈论的最小—最大值原理 [ 2、3]。

　　假设社会必须在两种可能的选择中取其一：一是建水坝，从而获得电力，但导致濒危物种的灭绝；二是根据 SMS，不建水坝，从而保存了濒危物，但丧失了电力。再假设，可以获得的电力价值为 X；而濒危物种对未来的价值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一，价值为 0；可能性二，价值巨大，为 Y。这样，两种政策选择与濒危物种价值的两种可能性构成最大社会损失（表 2)

表 2　不同政策选择的社会损失矩阵
Table 2　Societal loss matrix for different policy options
策略选择可能性一十的社会损失可能性二时的社会损失最大社会损失
（可能性一可能性二比较）建坝OYY根据 SMS 不建坝XX-YX
　　由表 2 可以看出，在采取建坝政策时，最大的社会损失发生在濒危生物对未来具有巨大价值 Y 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 Y；在采取 SMS 的不建坝政策时，最大的社会损失出现在濒危生物对未来并无价值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 X。最终选择哪一个政策，取决于 Y 与 X 的大小比较。如果 X 这一最小—最大值原理没有把利益的代际之间的分配考虑进去，也缺乏可变通性。对此 Bishop[15]提出了一条改进原则：除非社会利益的损失大到无法接受，SMS 都应该被选择。至于多大的损失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大”的问题，不仅仅应从经济上来分析，还应从伦理上来分析当代人会愿意承受多大的损失而不去向后代强加某种不确定的环境阴影。有人认为，SMS 概念可以直接应用于所有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规划问题。因为它允许现代人有限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同时能保护它们为后代所享用。SMS 也能间接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而鼓励资源的节制利用[4]。

　　除 SMS 和最小—最大值原理外，学者们也提出了其它类似概念，如“可持续限制”(Sus-tainable Constraints, 简称 CS),“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 即 PP) 等 [4、5、16]。这些概念都强调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而给后代预留以备不测，防止“最坏”事件或“很高损失”的发生。

　　但这种最小—最大值途径应用于规划中同样产生一系列问题。第一：关于“最坏事件”，在规划过程中，只能是根据不完全信息来判断的。最坏事件不可能是已知的或可预见的一系列后果之极坏状态，也不可能是想象中的最坏事件。所以，它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被作为任何政策的借口，来处理环境损失不可知时的情况，结果使政策本身失去可辩护性。第二是关于“很高”的社会损失。无论是 SMS 或是其它相似概念，都不能明确什么是“很高”的社会损失[16]。SMS、PP 等发展限制概念在发达国家中的小范围景观或环境改变时看来有意义，争议的只不过是新建一个度假区还是增设一块保护地的问题。但在发展中国家则困难得多，在那里，为了生存而开垦一片自然地也许会带来非常高的社会损失（包括稀有物种和栖息地的消失)，但是不开垦这片自然地带来的损失也同样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关系到居民的生存和温饱。

　　3.1.2 发展阈限概念

　　发展阈限的概念自 Malisz 在 60 年代提出后进一步由 Kozlowski 等人发展完善[17～19]。该分析方法最早用于城市规划，特别是居民区的规划，是针对开发过程中受到的客观环境制约这一现象提出的。这些限制导致开发过程的间断，表现为开发速度的减缓，甚至停顿。克服这些制约需要额外的成本，即阈值成本，俗称“门槛费”。这些“门槛费”通常很高，它们不仅仅是一般投资费用，同时也是社会和生态代价。

　　在某一地域内的一系列阈限中，有一些是关键阈限，比其它阈限强加给开发过程的限制要大得多。克服这些关键阈限面临异常的困难，需要异常高的额外成本，并有可能为开发战略的形成起关键作用。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克服或只能通过换取地理环境的不可逆转的损失来克服的阈限，被称为顶级（或边界）阈限。这些阈限标志着城市发展和土地开发的“最终”位置、规模、类型和时间限制[18]。

　　阈限分析方法有几方面的局限性。首先，它基本上是一种定量化方法，多种开发方案都折算成单一的衡量指标，即阈限费用。尽管该方法声称也考虑社会和生态效益，实际上它只落实到经济成本问题。在房地产开发方案中，效益指标由每一种开发方案中的阈限费用除以住房单元数来求得。其次，阈限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也非常局限，主要只适用于住宅区的开发，而对其城市发展问题只起到间接的参考作用。

　　3.2 生态约束途径

　　3.2.1 承载力

　　承载力 (Carrying Capacity，即 CC) 是用以限制发展的一个最常用概念。CC 最早在生态学中用以衡量某一特定地域维持某一物种最大个体数目的潜力[20], 现在则广泛用于说明环境或生态系统承受发展和特定活动能力的限度。它被定义为“一个生态系统在维持生命机体的再生能力、适应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承受有机体数量的限度”[21]。CC 意味着我们应该在对环境造成的总的冲击与我们所估计的地球环境承受能力之间留有足够的安全余地，因为尽管我们知道环境存在着某种顶极的界限，但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越过这种界限。

　　正象可持续性概念一样，承载力也是非常难以定义的。它必须同时考虑资源、基础设施和生产活动，另外还要考虑社会对生活质量的偏好。在区域环境规划和管理中，CC 一般包括 4 个方面的内容[22]：①生产过程赖以进行的资源；②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期望，包括物质需求和服务需求；③生产原材料和生活用品分配方式及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④环境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的同化能力。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