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当前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应否通过政府行为推动或限制移民。重要的事实是，在体制内规模极其有限的人事调配和移民安置之外，浩浩荡荡的自发移民无时不在进行。且不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离乡又离土”）或到发达地区农村承包农田（“离乡不离土”），许多内地在职人员和应届大中专毕业生也置户口档案于不顾，纷纷前往沿海地区寻求发展机会。当然也不排除其他路径和方向的自发移民，以上仅择其要者而已。无论如何，我们切不可低估这些当事人的经济理性，他们必然经过了一番成本收益计算，趋向于自身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这对于整体经济无疑也是一种帕雷托改进。正所谓太史公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盲流”的称谓实属不当,只有盲目和盲动的政策，决没有盲流的人民。
然而上述自发移民过程却是残缺不全的，其合法性处于尴尬的地位。固然，没有任何部门直接声称其为非法，但现行的户口制度（在农村还有与之相联系的“集体”土地制度，在城镇则还有“单位”住房制度、子女入学制度等）以及人事档案制度，却分明与之站在对立面上。但是，恰恰需要指出的是，哪怕是在上述种种不利的条件下，自发移民仍保持并不断增强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发人深思的。经济规律和市场的自发力量，势不可挡，哪怕是以扭曲的形式发挥着作用。所以，我们需要的远非从政府角度推动抑或限制移民，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都只是给予事实上不断发生的自发移民合法化。换言之，这也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对内确立统一的国民待遇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打击外来人口犯罪的关键也不在于动辄不分青红皂白地驱赶和遣返，那样不仅在客观上收效甚微（如经验所证明的），也直接违背经济规律，更有违宪之嫌（如下所述），根本之策还是将他们接纳和溶入当地主流社会。
移民关系到迁徙自由和就业自由等公民权利，所以这里谈论移民合法化可能显得很可笑。但是我们却笑不出来。现行的户口制度不过起源于五十年代的某个条例，来历甚为可疑，不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依据，根本就大有违宪之嫌。至于人事档案制度之类，其实际作用已远超出《档案法》的限度，天知道是另外哪一部法律授权的！现在要紧的已不是落实什么政策，而是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重的问题也不在于教育“盲流”的农民，而在于更新我们自己某些冥顽不化的观念。
譬如，有一种担心仍然存在，即放开户口会否导致大城市人口激增。城市会爆炸吗？首先要说，城市人口大量增加是必然的，因为农业和农村中的过剩人口必须转移出去，八九亿人搞饭吃的局面必须改变。所有的后起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以及一个世纪前的日本，无不经历了一个农村人口迅速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从而迎来了自身经济最繁荣、发展最迅速的历史阶段。1949年前的上海并没有户口管制，恰恰却处于其历史上的辉煌时代，号称东方明珠。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香港被迫接受了大量难民，人口空前膨胀，其经济恰在这期间一跃而超过上海。至于韩国，三分之一人口在汉城。没有城市化，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大规模地进城未必引起全面的粮食、水电、交通、住房等危机。当生活费用相对上升之时，只有那些能够赚取更高工资或盈利的人才会在大城市留存下来，否则就会去生活费用相对低廉的中小城镇。而他们能够赚取更高工资或盈利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市场已作出了优化选择。同时，城镇人口的增加也可以给原住民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盈利机会，最简单的例子如房地产升值可以大批地造就一代新富豪。
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必然要求是个互为表里的过程，因而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特征的乡镇企业模式，大有值得反思之处。那种“遍地开花”、“处处冒烟”的景观，如“新左派”的甘阳先生居然从中发现了“后现代”的真谛，这是令我自叹不如的。
另外一种担心，总令一些人顾虑重重的是，一旦打开户口制度的闸门，农民会不会蜂拥而出，造成大量田地抛荒，危害国家粮食安全？谁来养活中国人？我认为这是杞人忧天。世世代代深爱土地的中国农民，今天居然不愿种田，完全是因为种田在经济尚不划算。你等“城里人”既然都不肯去种田，又凭什么要求农民自我牺牲来“顾全大局”？农民自发的经济理性要远强于坐吃山空的国有企业和一味追求所谓政绩的政府领导。农民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发展经济学大师舒尔茨有句名言：只要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农民能把沙土变成黄金。诚哉斯言！“三自一包”，仅仅引入了少部分商品货币关系，就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也正由于农村改革的不彻底性，至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陷于徘徊不前的局面，积重难返。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危机日益深重，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只认识到小农经济的分散、“粗放”性质，由此出发，大力主张农业的产业化。他们热衷于讨论“公司+农户”、“合作组织+农户”等等设计。但是，如果仅仅从规模化、集约化角度看待产业化，那就尚停留在经营的层面上。我认为，在其本质上，农业的产业化，也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市场过程是一种自发过程。我们不需要婆婆妈妈地告诫农民该怎么做，相反倒很有必要认清农民和农业所处的市场地位。农业产业化的市场瓶颈究竟何在？
农业固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也只是其中的一环，有其上游和下游。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必然是有进有出，同样是“两头在外”。择其要者，一头是购进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一头是卖出粮食等农产品。问题是农民处于双重的市场垄断之下。在粮食市场上面临着粮站系统的买方垄断，在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上面临供销社系统的买方垄断。这样的结果，就是无法生成舒尔茨所称的“正确的价格信号”，而使农业产业化成为空谈。
从纯粹经济学观点看，农业的典型特征，无非生产周期长，需求弹性小，市场调节有一定局限。再有政治考虑，是“无农不稳”。西方经济学家不少基于农业在市场上是个“弱质产业”，而主张予以保护。而我们现在的情境是，农民和农业尚未被真正置于市场，而是处于市场夹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进一步说，现有的问题主要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切不可南辕北辙。
所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要害在于，“严禁私商粮贩到农村收粮”，就连农村基层的加工企业也被迫舍近求远地向粮站购买原粮。这等于关闭了粮食市场，只有一个买家的市场对于众多分散的农民（卖家）可能公平吗？粮站系统阳奉阴违，套取收购资金挪作他用，少收、不收农民的粮食或变相压价，已是公开的秘密。工商系统则与私商粮贩不断上演“捉放曹”的默契把戏。政府的“保护价”必然是形同虚设。此中的寻租空间已造成数千亿的财政黑洞。更难理解的是，粮站收来的粮食据说还要做到“顺价销售”，这不仅有违市场规律和经济现实；就算能做到，岂不意味着粮价只会节节高升，可是粮改的初衷不是“平抑粮价”么？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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