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投资总额和企业总数而言，这类合资企业在中国显得并不十分重要。 美国是在中国的第三个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但欧美资本加起来也不到全部 外资的百分之十。在所有外资企业雇用的七百万工人中，西方合资企业雇 用的人数相对较少。这类企业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被看成是引进先进技术 的中介，他们能为中方管理人员提供出国培训资金，或者能在中国大城市 建立的外国管理学校里，传授人力资源管理哲学基本原理，从而为现代销 售和管理技能提供了训练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努力可能会有一定 效果，因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方都已逐渐明白，人力资源管理是一种非对 抗性的、双方协商式的、可以成功地凝聚工人向心力的最好的管理方法。
三、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亚洲国家投资的“三资”企业与中国本地 的私营企业 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指的是劳资关系退回到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期 的劳资关系。关于那种劳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进行了淋漓尽致 的经典批判。在亚洲国家投资的绝大多数企业里，工人们被迫每天连续工作十至十 二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上厕所规定三至四分钟时间，且有 次数限制。这类工人报酬微薄，工作条件既差又不安全，事故发生频繁， 因没有消防系统或消防系统太差，导致失火引致数十人死亡的事件已曝光 多起。许多生产有毒产品的企业根本连任何防毒设备都没有，这种事件也 经常见诸报端。尤其是在台资厂与韩国人办的工厂里，劳资冲突屡有发生。 在东南沿海地区如深圳、东莞、南海等地，劳资冲突发生率相当高。广东 省劳动厅虽然发布过有关劳动保护法，但“东亚龙”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者 很少认真落实这些法规。
在如何处理劳资关系上，中国政府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号 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应当享有人的基本权利， 但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投资办厂，大多迁就这些投资者。还有不少基层 干部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投资者多保持一种私人关系。在利益牵引下，他 们其实对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状态非常清楚，但从不干预。即使有大胆的 媒体闻讯采访报道，他们也多半采取不合作态度，甚至干扰记者追踪真相。 而每当事态严重时，如一些大火烧死了工人，事后追查时，总是发现地方 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部根本没有按规定督促投资者装置消防设施。但这类事 情的处理，往往在“为了不打击投资者的热情，保护地方经济增长”的借 口下，葫芦提了结。在边缘化的工农阶层中，这个阶层是最无助的阶层： 远离家乡与亲人，求告无门。 ◆ 处于困境中的农民阶层
中国的农民在改革之初是受益者，最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他 们获得一种解放的感觉。但到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城市之后，农村出现了许 多问题。这些问题中国许多做“三农”（农村、农业、农民）研究的专家 学者近些年来没少反映，温铁军先生甚至指出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农业已 成为一个没有剩余的产业。 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国农民面临的问题其实可以概括为三大问题：
一是负担重。负担来自两方面，一是为了实现政府对农村基层的管理， 设置了“七所四办”等一系列机构，机构臃肿，生之者少，食之者众，据 说征收上来的农业税根本不够支付这些机构人员的工资。这些机构的基层 干部为了养活自己，必须向农民横征暴敛。二是农村基层干部为了表现 “政绩”并中饱私囊，根本不管农民的承受能力，大兴土木，公共工程的 费用都由农民承担，农民不堪其苦。有专家建议取消农业税，目的是为了 裁撤“七所四办”这些机构，以减轻农民负担。
二是农民收入低。这是由中国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的。中国人口规模决 定中国农业与现代化耕作无缘，这种落后的耕作方式其产量也已基本达到 极限，人多地少，农业人口过多（占总人口70%左右），决定了中国农民的 收入长时期内不可能提高。
三是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尖锐矛盾。农村基层干部的职务任务与农 民的利益有直接矛盾，每年收粮派款、计划生育都要引发不少事故；农民 的民主权力没有保证，这几年的选举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多流于形式，村 务公开的只是少数，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有贪污腐败行为；更为严重的不少 农村基层政权已落入地方恶势力之手，农民饱受乡村流氓的欺压，这种情 况已在拙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有详细分析。
上述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农民阶层共有四点八亿人，约占从业 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九左右。但是与边缘化群体相比，这批人还算处于就 业状态，对于文化素质不高已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的这一人群来说，能够在 社会产生剧烈的结构性磨擦状态中就业，已算是较好处境，因为他们随时 可能掉落到一个更为低下的社会群体之中去。
◆ 庞大的社会边缘化群体
据估计，中国现有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有一亿左右，占 总从业人数的百分之十四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有百分之八十 的人口处于社会下层与边缘状态，这种社会结构将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 源。
一份对江苏苏北地区自一九九一年以来发生的一百九十七起待岗（中 国不肯承认失业，创造了待岗、下岗这一类颇有“中国特色”的名词）职 工犯罪的调查分析表明，下岗职工作为一种特殊犯罪群体，必须引起社会 高度注意。该文作者总结出待岗职工犯罪的五大特点：
一、犯罪类型主要侧重于谋财型犯罪，在一百九十七起犯罪案件中， 盗窃六十起，抢劫二十四起，诈骗十二起，敲诈勒索九起，贩毒五起，强 买强卖的流氓犯罪二十六起，强迫、容留、组织、协助他人卖淫九起，共 计一百四十五起，占整个待岗职工犯罪比率的百分之七十点二。这种恶意 谋利型犯罪显然与下岗后失去经济来源有直接关系。
二、下岗后一至两年内是犯罪高峰期，这一点在收入微薄的特困企业 职工中尤其突出。
三、犯罪主体以男性青工为主。在此次分析中，三十五岁以下青工犯 罪人数一百六十二人，占整个待岗职工犯罪人数的百分之八十点七，其中 绝大多数是男性。
四、下岗前无一技之长，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从文化程度讲，下岗工 人的文化程度比农民要高，但仍然无法适应社会要求。
五、参与团伙作案比重高。由于以往工作上的协作性与业务上的关联 性，下岗工人比农民更容易形成作案团伙。在这一百九十七起案件中，有 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介入团伙犯罪，并有十多名为首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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