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经济精英欢欣鼓舞的是自一九九八年开始，在中国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修宪”话题终于浮出水面——因为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观 念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将私人财富纳入了社会总财富的范畴。这场讨论厘清 了许多问题，使政府决策层与社会各界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向前迈了很大一 步，为一九九九年修宪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必须指出，中国这两大精英集团的生活方式表面上尽管有着较大的不 同，但有些基本方面却比较相似。如生活节奏较快，闲暇时间较少，生活 消费水平普遍很高，娱乐消费以及性消费内容极其相似。产生这种现象的 原因在于：“政治精英”获得“文化覆盖”，如性消费及娱乐活动等，大 都是通过“经济精英”获得的。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里，已经正在 形成这类人的集中居住地。随着精英集团阶层意识的逐渐觉醒与形成，以 及适应阶层生活需要的城市微型社区的发展，城市的空间结构将发生很大 变化。
三、知识精英集团的演变及利益集团化
知识精英是改革以来分化得相当厉害的一个团体，而且它的产生与循 环具有与政治精英及经济精英不同的路径，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还呈现 出相当不同的阶段性特点。本节只分析在社会资源（政治、经济、舆论） 占有状态中居于较高层次、对社会起较大影响的知识精英。其他专业技术 人员对社会的影响较小，不属于本节分析对象。
改革以前，中国的文化建设着重于人文学科，人文知识分子如历史学 家、诗人、作家等在社会上比较受重视，这一情况到改革后逐渐改变。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知识精英们由于本身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在市场化过 程中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得他们有一部分人能与新兴利益集团结合，另一 部分人则无法将自己的知识市场化，因而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毛泽东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故当时的知识分子被贬斥为“臭老九”， 对某些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视”，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 改革之初，一篇《科学的春天》，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的美好前景，他 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支持经济改革，同时也比较容易认同政治改革。所以， 那时党内改革派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而党内保守派势力则集 中于官僚体系内部。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因各自在市场化 过程中得到的利益不同，对改革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除了与利益集 团相结合的知识精英之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不但未从经 济改革中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其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还难以挽回地下降了。 因此，知识分子对变革的态度，不再是无条件支持，越来越为利益导向所 支配。
部分知识精英属于改革的受益者。改革以来，随着市场过程的推进， 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都成了一种重 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家、工程师很快垄断了 社会机构中的高位，少数人还进入权力核心。这部分知识精英非常成功地把原来的政治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他们 原来拥有的社会关系网在中国这种寻租社会中办事，常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还有部分知识精英受利益支配，越来越背离其原有的理念和价值观，他们 以其拥有优厚文化资本——货币主义意识形态为经济精英们服务，而且凭 借这种服务关系在积累财富的第一轮竞赛中大获全胜。他们是经济精英的 重要同盟，因为经济精英们只靠自己并不能顺利地在合法的统治秩序中占 有一席之地，他们需要经济学家、法学家及可与之合作的其他社会科学家、 艺术家，尤其是媒体的合作，而正是这些人操纵着社会舆论。
前几年政府发展小汽车生产的政策与开发房地产政策的讨论中，已明 显地看出部分知识精英们从舆论与决策这两个层面影响政府政策，这已表 现出部分知识精英与利益集团结合，积极进行“事前寻租”活动。前一向 网上有文章披露某著名经济学家的家族成员经商问题，就我来看，这一现 象的严重性其实倒不完全在于经济学家的亲属应不应该经商，而在于理论 与金钱结盟后，为某一利益集团服务的理论却还常常包裹在为全社会谋福 利的表皮下面，对社会价值观与政府的经济政策起了误导作用。
这部分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关系也与改革前有很大不同。留美学者 程晓农（方国良）先生在《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之分疏》一文中专门剖 析了中国知识精英目前的分化状态，该文章将知识精英分成“商务派”、 “清流派”、“平民派与保守派”，就是根据知识精英与各种不同的利益 集团相结合状态划分的，基本符合中国社会当前的实际情况。作者还认为， 政治精英中技术官僚们由于他们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不像上一代政治精英 那样与知识分子之间有那么大的理念隔阂，他们的政治理念除了受个人的 政治、经济利益影响外，也会受部分知识精英看法的影响。在知识精英的 观念明显分化的情况下，政治精英们很可能分别倾向或认同于某一知识精 英群体的观念，这是部分知识精英们“智囊情结”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所在。
其实，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利益整体，在当前社会利益急剧分化 之时出现上述情况也是势所必然。有“智囊情结”的知识精英的问题在于 一点：他们混淆了“政治”与“学术”这两大领域完全不相同的游戏规则。 政治的游戏规则是不择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各利益集团之间达成某种 平衡，社会良心从来就不是政治家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而学术则以求真 为目标，在追求真的过程中，善与美也自在其中。而中国目前与决策圈接 近的知识精英的问题在于将两套游戏规则混在一起，将一些利益诉求主张 包装为“新理论”，对社会确实起了巨大的误导作用。
而“清流派”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有不少人对社会问题实际 上处于隔膜状态，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从整体上看，他们对社会的批评激 进有余而问题意识不足。平民知识分子与前两类知识精英相比，在理论修 养方面相对不足，他们中不少人受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很深，尤其是在社会 结构方面的看法，许多人还无法超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就其 知识结构的理论来源来说，他们比较接近中国的“左派”（亦即程文中所 说的保守派），并非近年崛起的“新左派”。
随着社会形势越来越迅速的变化，知识分子之间的分化与重新组合越 来越剧烈，一些昔日的同道可能在今后会成为政治社会观的论敌。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在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问题。 根据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经验，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以后， 将是社会的全面腐败与彻底堕落，而国家与民族的尊严却不是靠在国际社 会中对发达国家说几句“你们也有腐败问题，比我们好不了多少”就可以 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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