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社会学中，基本问题主要是社会结构问题。关于社会结构的解 释有多种多样，本文主要用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组成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 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更 精确地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 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
按照这种定义，社会结构可以由一定的结构参数来加以定量描述。结 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分为两类，一是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 职业等，它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二是等级参数，如收入、财 富、教育、权力等，它从垂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这两类参数之间 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 样。
这种定义最大的突破在于它可以将纯粹的社会结构从制度、文化等背 景中分离出来单独加以考察。要进行社会结构分析，先得分析决定中国社 会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社会，按血统（出身）选择精英是 中国社会的准则。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精英选择除了“血统原则”之外，“财产原则” 与“成就原则”也开始起作用。这种精英选择机制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除政治利益集团之外，还形成了其他利益集团，个别利益集团还 有成熟的组织形式与利益诉求管道；二是宪法上规定处于领导阶级地位的 工人阶级及位于“次领导阶级”的农民阶级事实上已处于边缘状态；三是 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处于“暴发式增长”状态。这一切导致国家、社会与 个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的利益集 团将更加多元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 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趋势
一、资源分配不平等——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成因
中国改革以前，是个大一统的一元化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 个权力中心高度重叠，整个社会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利益——党的利益， 价值判断也呈一元化状态，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由资源的占有状态决定。 当时整个社会的资源——包括土地、全部有形财富、收入等物质性资源， 权力、声望等关系性资源，教育、信息等文化性资源全部由政府垄断，民 间没有任何独立的资源。整个社会没有中介组织，形成了“国家——民众” 这个二层结构。
那时的中国人除了简陋的家具、衣物、炊具、被子等少量物品之外， 没有任何生活资料；经济来源也都与政府的分配系统有关，农民生活在人 民公社体制下，主要靠工分生活。城市居民则仰赖于政府人事与劳动两大 部门确立的级别工资生活。这种大一统的一元化状态下，没有办法形成任 何有独立利益诉求的社会团体。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通过利益调整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 态。但改变资源的占有状态的方式正如笔者一再强调的那样，走的是以权 力市场化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道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国家资源分配及占 有的不平等，这种起点不平等是中国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 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形成的源头看，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等人 所说的那样：“中国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重要影响， ……在对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和撒列尼的转换类 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 ‘圈内转换’。
如前所述，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 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在国家政 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 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的几次高潮（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的出国、80年代中 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文凭） 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 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 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 本垄断去了。” 掌握“总体性资本”的精英人数虽不是很多，但在政治、经济、文化 方面对社会的支配能力极强。从他们致富的实际过程来看，他们中的大多 数不是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而是借助权力市场化，利用 手中的资源配置大权，借助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权力资本化成为改革中私人财富积累起点这一过程，笔者在《现代化 的陷阱》一书里有极为详尽的分析。但时隔成书已有几年，中国腐败的形 式已发生较大变化，必须在这里指出：中国的腐败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 初期主要表现为个人腐败，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阎健宏、深圳中 信实业银行行长高森祥、计划局计划处处长王建业等人的贪污腐败即这类 个人腐败的典型。
到一九九五年前后，腐败已由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所谓组织化 腐败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一、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即一把手）带头腐败；
二、组织机构拥有的公共权力成为该组织成员进行“权钱交换”的 “主要资本”；
三、较低一级的社会组织运用组织拥有的公共资源对上级进行贿赂,从而争取更大的财政支持、更优惠的政策倾斜，以及更多的机会。无锡邓 斌案已经体现了这一组织性特点。湛江走私案中，市委书记、市长及其他 相关部门主要官员全军覆灭，以及军队走私中暴露的问题则是最好的说明。
到一九九八年前后，中国的腐败已由组织化向制度化过渡，具体表现为：
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组织机构中；
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 源已成为社会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以保证组织系统内部减少磨擦。海南东 方市委书记戚火贵卖官鬻爵，以及河南省原安阳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杨善 修，原周口地区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曾锦城，原鹤壁市市长、市委副书 记朱振江均在任上大规模卖官鬻爵，就是制度化腐败的最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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