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严厉的惩罚和高薪都不是保证代理人恪守职责的充分条件，至多只能是必要条件。对于一定的渎职收益（b），需要支付多高的薪金（wo）和额外惩处（M）才能有效制止渎职，完全决定于查处概率。反过来说，在现职位及替代职位薪金、额外惩处既定时，能否有效约束渎职行为，保证代理人认真履行职责，也完全决定于查处概率。查处概率越高，渎职程度越低，履职程度就越高。
查处渎职，首先必须明确履职或渎职的标准。这就要根据所设立的职位所要达到的目标，设计出能够有效实现或至少是有助于实现该特定目标、且当事人能够达到或接受的行为或行为结果标准，并通过法律、法令、合同、守则、指令等特定的契约形式给以明确规定。说明什么是履行职责的行为，什么是渎职行为。这些规定如果是完善的，明确的，履行职责或查处渎职就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如果不能为特定的职位行为或行为结果提供明确的履职或渎职标准，当事人就可以对其行为作出任意解释，很难对其损害雇主的行为实施惩处。在没有明确履职或渎职标准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对代理人行为进行检验，评判，甚至说不上有“渎职”或“履职”行为，查处概率只能为零。
然而，要制定合理、有效率的契约规定，就要对特定职位的目的、环境、行为特点进行广泛的调查、预测、论证，否则，完备的规定反而会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如传统体制中对经济活动的刚性规定。而上述活动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或规则费用。
有意义的渎职只能在明确规定有行为或行为结果标准的地方。然而，即使对行为有明确的规定，要查处渎职行为还要对行为进行监测、检查、考核，并根据已有的标准对是否履行职责进行评判。进而，还要根据渎职损失确定惩处的方式和强度，实施惩罚，它们都要耗费一定的资源。我们将上述资源耗费统称为实施费用。为保证履职或查处渎职的规则费用和实施费用之和，我们称为约束费用。很显然，在组织环境或特定职位环境既定，且监测代理人的技术手段一定时，对履职或渎职行为的规定越是明确，完善，对代理人行为的监测、检查越是详细，渎职的查处概率就越高，履职水平也就越高，但约束费用也就越大。约束费用与对渎职的查处概率及履约程度是呈正相关关系。但查处可以产生惩戒效应，避免未来的渎职及损失。渎职损失与对渎职的查处概率及履约程度成负相关关系。因此，提高查处概率一方面会降低渎职损失，另一方面会扩大约束费用，约束费用与渎职损失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对既存的组织而言，在一个确定的查处概率或履职水平，必然对应着确定的约束费用和渎职损失，它们之和，称为“组织费用”，它是“考核代理人行为的费用，是由不完全考核带来的效率损失，是契约执行费用。若以C表示组织费用，K和S分别表示渎职损失和约束费用，则在任何查处水平，总有 C=S+K （6）
且有
意味着约束成本是查处概率的递增函数；而
意味着渎职损失是查处概率的递减函数.
由于存在约束费用，理性的委托人不会无限提高查处概率，而是要获得一个组织费用最小化的查处概率，Cmin满足于：
（7）
在图中，横轴表示查处概率或履职程度，纵轴表示费用。向右上方倾斜的约束费用，它的斜率不断加大，这可以用随着查处概率的提高，查处渎职越来越困难来解释。市场损失为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它表明渎职损失随查处概率提高而下降，但每增加一单位查处概率所减少的边际渎职损失是相同的。在约束费用线（S）和渎职损失线（K）既定时，可以得到由它们加总的组织费用线（C），它的最低点对应的查处概率P’为最优查处概率。在最优概率P’，用于降低渎职的边际约束费用和渎职带来的边际市场损失之和为零，组织费用达最小值。这时，无论是通过强化约束降低渎职，还是弱化约束放松对渎职的查处，组织费用都会扩大。
三 最优组织费用的变动
在约束费用和渎职损失线既定时，将有一个既定的最优组织费用或履职水平，但随着前者的变化，后者也会相应变动。
1．渎职损失：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拥有的权力越大，在大系统中的作用越重要，渎职损失就越严重，在图中，就有越高的渎职损失线（K）。在约束费用线（S）既定时将有更高的组织费用线（C）和更高的最优组织费用。
2．约束费用。约束费用包括规则费用和实施费用。对代理人的约束，可以从行为及行为结果这两方面进行。但从行为结果方面约束代理人，要求：（1）代理人的行为结果能够独立于他人的努力，如果存在所描绘的“队生产”，则不可能从结果上考核个人的行为。（2）代理人的行为与行为结果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如果以R表示行为结果，以e表示代理人的努力，则要求R=f（e）。但在现实中，有大量不确定的环境因素影响到特定个人的行为结果，很难满足上述条件。所以，我们对约束费用的分析，主要考察对行为本身的约束。
（1）规则费用。规则费用也可归结为信息费用，它决定于特定职位的环境特征，信息传输和处理技术。
（2）实施费用。在没有明确的履职或渎职标准的地方，就谈不上履职或渎职。所以，实施费用只是对明确规定的行为标准实施检测、考核的费用。实施费用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规定的技术性特点及检测技术。有些规定，对行为或行为结果有可以据以进行监测、考核的技术性标准，对它们的检测就容易，实施费用就低；否则，实施费用就可能很高。
对于组织而言，约束费用则取决于整个组织规模的大小和职位分布特征。但组织规模既定时，难以对履职或渎职行为进行规定监督，检测的职位越多，则实施费用就越高。而在组织内部结构一定时，规模越大，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所需要的信息就越多，信息障碍也越大。而且，规模越大，委托――代理关系就越复杂。监督者往往也是代理人，并不承担被监督者带来的渎职损失，缺乏监督下级的激励，难以保证对低层次代理的有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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