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他将分析的重点放在这样三个变量上:(1)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产权;(2)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国家;(3 )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诺思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产权理论本身并没有多大发展,但其独到之处在于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因为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所以,在诺思看来,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既要解释造成无效率的产权的政治或经济组织的内在的活动倾向,又要能说明历史上国家本身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产权理论的研究已经表明,通过对产权的充分界定和行使来克服“搭便车”问题,但产权的界定和行使本身也是需要费用的,在这个费用大于可能的收益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就需要通过伦理和道德的力量来克服“搭便车”问题,以使社会得到稳定。在某些情况下,意识形态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是成功地克服“搭便车”问题的强有力的手段,因此,制度变迁理论需要研究意识形态问题。诺思强调,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它给人们提供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同时,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人们一旦发现其经验与它不相符时,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1981年,第53—54页)。
诺思运用以上这个分析框架重新解释了人类经济史,从而把经济理论与经济史成功地统一起来了,诺思本人也成了新经济史学的开创者,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为新制度经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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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诺思,D.C.(1973)《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0年中译本;(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1990)《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
⑨李仁君,(1998)《论科斯定理及其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和意义》,载《天津商学院学报》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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