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经理承包责任制、放权让利、公司化等三个阶段，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公司化、控制权的重新安排，或许还要进行民营化。我们前面的分析表明，无论是经理承包责任制、放权让利还是公司化，实际上都是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之间进行纳什讨价还价博弈的结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控制权的转移和重新安排。政府官员为了激励企业经理，会把越来越多的收益权等权力下放给经理。 这一切正是我们在观察中国的经济改革时所看到的（钱颍一，1994）。
对于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应当怎么走，学者们的意见不一而足。比较有代表性的的是民营化（张维迎，田国强，等）和为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是，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问题可能并非如此。如果政府能够采取其它的手段来对企业进行干预甚至控制，那么官员就有积极性将其民营化。此时民营化的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改革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教训（参见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W. Vishny，1994，约瑟夫·R·布拉西等，1998）。
目前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寻租现象特别严重，地方政府（官员）和各级机构竞相通过各种办法来控制和干预企业，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迅速的民营化可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为了给目前正在进行的公司化改革和将来的民营化创造条件，中央政府应当采取一切措施来减少政府机构（和官员）对企业的干预。因此当务之急应当是，尽快通过加快立法等来减少政府官员对企业的干预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在制订《反垄断法》时尤其应当注意政府在保护公平竞争中的作用。
3.6 进一步的讨论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纳什讨价还价博弈模型不仅适用于分析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之间的互动行为，而且对于分析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关系、企业内部的科层等级关系也是适用的。
尤其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模型中，我们是假设就业水平直接进入双方的战略集。但政府官员不太可能直接命令或要求企业雇佣多少工人。更为现实的情况是，政府官员通过各种手段来影响（甚至控制）企业的投资规模和项目来影响企业的雇佣水平。因此更一般的假设可能是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就补贴水平和投资规模（或项目）进行纳什讨价还价博弈。超额就业水平L则作为投资水平I的函数进入官员的效用函数。
此外还应当指出的是，补贴在这里的意义是相当宽泛的。它既可以是指直接的货币补贴（拨款）、指令性的低息（或无息）贷款，也可能是税收减免和返回，甚至还可能是政府（官员）对企业的干预程度。总之，它可以是一切由政府官员控制但对企业有利的资源。
如果我们意识到上面几点，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地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投资规模往往会过大，为什么国有企业会投资于很多明知会亏损的项目，为什么国有银行在明知企业不可能还贷的情况下仍然要贷款给企业。
四、小结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首先在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W. Vishny（1994）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纳什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然后，我们对不同控制结构下的均衡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我们的分析方法虽然与田国强（1996）、张维迎（1998）有所不同，但结果却非常具有一致性。我们发现：
（1）在允许贿赂的情况下， 资源的配置与收益分配权及人事控制权的分配无关，无论是官员控制L还是企业经理控制L都是最优的。此时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官员和经理）联合效率的意义上是没有区别的。这进一步意味着，如果贿赂是合法的，则公有制就不成其为问题。
（2）在政府官员控制人事权的情况下，经理和股东的股份越多，经理和股东利益的一致性越高，经理的外部机会越少（保留效用越低），贿赂就越多，腐败问题就越严重。转移支付越高，如果政府官员要求的冗员水平越高，贿赂就越低。
（3）低能力的经理比高能力的经理更有积极性
去行贿， 行贿数额也更高。在同等补贴水平和冗员水平下，官员总是愿意选择低能力的经理。这证明了国有企业的经理选拔机制问题是“天生”的。
（4）在政府官员控制着人事权的情况下， 政府官员为了提高经理的积极性，将把越来越多的权利特别是收益分配权（但不包括人事权）下放给企业经理。
（5 ）官员总喜欢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是因为品德好的经理总比品德差的经理更愿意为股东服务，与股东利益的一致性更高，从而官员可以得到更多的贿赂！
（6）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 补贴水平应当由较低级的官员来控制。（注：这也许是因为下级官员比上级官员更“体察”民情！？）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将企业的控制权从上一级向下一级转移，这种控制权的转移带来了社会福利的增加。
（7）对目前的改革来说，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和控制是当务之急。但由于控制权主要来自产权，因此，产权的改革仍然要继续下去。但是，一定要削弱官员拥有非产权带来的控制权。
我们得到的这些结论不仅非常恰当地描述了中国改革的现实情况，对于将来的改革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的研究还能够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地方分权政策的出台。（注：与我们所采用的讨价还价模型不同，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曾采用霍特林（Hotelling ）的空间竞争模型讨论地区间竞争与企业民营化之间的关系。不过，他们未能解释分权政策出台的诱因是什么。而我们的研究则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纳什讨价还价博弈模型不仅适用于分析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之间的互动行为，而且对于分析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关系、企业内部的科层等级关系也是适用的。我们也可以用企业的投资规模等来代替就业水平，分析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就补贴水平和投资规模（或项目）进行纳什讨价还价博弈的情况。此外，补贴在这里的意义是相当宽泛的，它可以是指一切由政府官员控制但对企业有利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模型的适用范围是非常广的。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这一模型来分析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关系。
当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我们在模型中并没有分析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如果考虑到官员受贿有可能被发现，并由此引入不确定性，对问题的分析可能会更为有趣和符合现实。我们也没有讨论存在多个地方政府（官员）和多个企业经理时的纳什讨价还价博弈，而这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做这方面的研究。附录：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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