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完备。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效应，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与他人不同，凯恩斯对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与后来的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理论，有着精神上的血缘关联。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科斯的论文“厂商的性质”(Coase,1937)。文中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前驱之一，毫不为过。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信息范式是从经济学分析扬弃新古典范式的演进中逐渐蜕变脱颖的。阿罗(Arrow)对于信息经济分析的贡献至伟，约从1948年开始，他就和其他学者合作，明确地分析了不确定性下的经济行为，用数学模型分析了信息不完备带来的损失和预期风险等问题（阿罗，1989），他对此的研究持续了半个世纪。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黄淳、何伟，1998）。其后，一批从各个方面不同层次研究信息经济问题的论著，广化和深化了信息经济学。例如，阿罗(Arrow)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著，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莫里斯关于不完备信息条件下最优所得税制度的设计的探讨，以及其他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前承后续、交织互励的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问题，委托—代理和合约关系中的激励和约束问题，经济制度的安排和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等等问题，无不渗透着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的因子，形成了对于新古典范式的根基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走向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近20多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为基本假设，分析各种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极大地影响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当代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受到了信息范式的不同影响。
信息范式的重要影响，突出表现在它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促进了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而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结合着经济人之间的博弈行为来思考，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制约着交易均衡的达成及其变动，成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的安排和变迁问题，关乎合约与激励问题，关乎交易成本、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
可喜的是，中国学者关于20年来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些改革经济学分析，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信息范式。信息范式对于经济分析的最深远且具有根基性的影响，是正在改变着人们对于经济行为人理性和有限理性等概念的相关性的理解，这将在下面的讨论中见出。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
这一假设是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与实施过程和行为结果。最大化效用假设，是经济行为人“理性”的高度抽象化表达。因此，在这里概要地反思一下经济学的理性概念，有助于理解上述区分。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批判性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他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认为，关于理性，新古典范式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后者漠视了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实施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如此，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与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这样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相容一致地解释人们行为的理性与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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