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三个圆面交叉的部分也是处在不断变动之中。这种变动的方向主要是：其一，政府的“领地”逐步缩小，作用逐渐淡化，有关经济功能逐渐转移到市场，由更为有效的市场主体承担，有关社会职能也相应转移到民间主体，让非政府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二，市场主体的力量在不断成长壮大，这主要是各种经济需求的增长，刺激了市场供给的增加，而政府主体退出经济领域，又为市场主体的崛起腾出广阔的市场空间。其三，民间主体正处在发育之中，城镇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的作用日益显著，在社区基层自治管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原来由政府投资兴办和财政支持的事业单位通过改革，面向社会提供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开始进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新阶段；一批具有创新意识、自我服务和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新型社会中介组织脱颖而出，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完成其探索、培育以及定型化之后，因其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将会演变成市场主体，进入市场领域。所以，社会资源配置的三维模式的内在结构关系变化的总方向是小政府、大市场和大社会。这里的小政府，表现在政府直接管制的领域缩小，功能淡化和外移，管理方式的柔性化和弹性化，但这并不意味政府权威的削弱，而是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机制，明确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政府应当作为的能力，舍弃政府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务，使有限责任政府的形象更清晰，效益更显著。大市场，是指市场调节的领域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竞争、有序、开放、统一的市场体系更加完善，而这又是以深化政府改革、取消行政性垄断、消除市场障碍为前提条件的。大社会是指社会自治、自我服务的社区性、社团性的非政府组织的加快发育，作用增强。
在理论来源上，关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三维模式的建构主要来自以下方面：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学派认为，社会是一个超级有机体，是一个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复制、自我组织的系统，一方面，社会分化，使社会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能够达到专业分工的水平，有效地承担特定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相互联系，在协作、互补的基础上进行更高水平的整合，以发挥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且，在某些局部发生功能障碍的情况下，相关部分可以启动补偿机制，产生替代效应，使整个社会系统仍然能够运行。政治学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学说，把国家职能和社会职能当作对立统一关系，政府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和载体，本身就承担着阶级压迫、政治统治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责任，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是维持政治统治的必要的社会基础，在政治统治目标基本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政府致力于社会职能的履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时，也给予政府职能所及以外的社会空间以更大的自治权利，一个管理有效的政府，应当是善于将政府直接承担的社会职能和民间自治的社会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应当使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相分裂、相对立。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的理论认为，政府和市场都有其相对有效的调整对象及其领域范围。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为政府干预市场提出了客观要求，但同时不能简单地认为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干预市场都一定能够解决“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的问题。比较合理的结果是，政府和市场在各自有效的领域内充分发挥各自作用，在单独作用都有限、需要结合的领域内发挥各自所长，形成互补关系。以上观点，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注意研究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狭义上的）的关系，但是未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考虑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社会资源配置三维模式的提出，有利于突破具体学科的理论视野，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上，探索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规律。
三． 公共管理的社会定位
公共管理是国家或社会，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确定一定的主体、方法和程序，制定公共政策，组织和运用社会资源，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从公共管理与社会资源配置的关系来看，公共管理活动本身就是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社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全部）是满足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公共管理的方式直接影响到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
从历史上看，公共管理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有效地行使公共权力，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这也使人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似乎只有政府才能担当公共管理的主体。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公共管理本身也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这不能不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社会定位。这种变化大体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公共管理职能的扩张；二是公共管理领域的扩大；三是公共管理的事务日趋复杂化；四是公共管理的手段趋于弹性化；五是公共管理的规则由依靠权力纵向推动转向权力推动与平等协商、利益交换相结合。由此产生这样的问题：政府作为唯一的公共管理主体，能否适应上述变化？其他主体是否有资格和能力，在公共管理领域分担一定的责任，与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相结合，形成新型的公共管理格局？既然社会资源的配置事实上是由政府、市场主体和民间组织三方共同承担的，那么，涉及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的社会资源配置，由三方充分协商，共同安排，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呢？如果仍然按照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这在我国建国以来计划体制时期尤为明显）的思路考虑问题，那么，在公共管理事务日益复杂、多变、、专业化和弹性化的情况下，就会使政府陷入这样的怪圈——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公共事务，不断追加财政预算，由此导致权力扩张和机构膨胀，而权力扩张和机构膨胀的结果又使管理成本上升，这又需要增加财政预算，而追加的投入并不能保证行政效益成比例递增，所以，行政管理费用上升与边际效益递减将不可避免。进一步说，公共管理方式向弹性化、间接性和民主参与方向的变化，要求政府职能做相应的转变（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我国行政改革的主旨和导向），但是，政府管理的集权、纵向、刚性、直接等行为倾向，既是其固有的基本属性，又带有沉重的历史惯性，还与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要求政府自身进行职能转变，谈何容易。而且，我国行政改革所以推进不力，还有这样的认识误区，就是仅从解决行政效能低下、机构膨胀、人员臃肿、费用负担等自身问题谈改革，而不是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开发利用的更高层面看问题，所以，只要稍微缓解政府自身的上述难题，行政改革就停滞不前，最后还会回到当初改革的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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