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面所探讨的那样，如果根据“华盛顿合意”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高度经济增长的持续就是“虚构”的，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说通过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所获得的“成功”只有在具备了特别的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萨克斯和拉德雷特及渡边利夫所言的“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良好、而且出现了“雁行形态的发展”、因此不久将会恢复到原来的高度增长轨道”的见解抱有疑问。这样看来，应该以亚洲货币危机为良机、为了东亚经济的重新起飞、将以往的“外国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转换为“自力主导型经济增长”的主张是富有启发的。
结束语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开发报告—经济增长与人类开发》（1996年版）批评了仅以经济增长的尺度来衡量人类进步的以往那种错误的方法，在人类开发就是目的、经济增长是为了进行人类开发的手段、向人们展开选择的余地这种主张下，不仅将经济增长的量，也把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作为课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批评的经济增长的类型有以下5种：
(1)没有工作的增长＝就业机会没有增加的增长；
(2)残酷的增长＝经济增长仅使富裕的人们受惠、贫富差距扩大的增长；
(3)不能出声的增长＝政治性镇压、独裁政治；
(4)不稳定的增长＝人们的文化认同消失；
(5)没有未来的增长＝现在的一代浪费未来的一代所需要的资源。
下面拟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这一基准，探讨一下泰国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这是下一代发展中国家的榜样—的结构和质，以作为本文的总结。
马尔科姆·福尔库斯证实了泰国的收入分配在1960年以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期间产生了相当大的恶化。根据帕斯克·蓬帕伊托（音译）和克里斯·贝克的考察，关于收入分配，①泰国10%最富的人的收入1981年比10%最穷的人的收入多17倍，到1992年已扩大到了38倍；②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确减少了，但减少的数量却是惊人地少；80年代仅仅减少了1-2%，现在约有1200万人不得不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断扩大，许多人已经跟不上经济的突然繁荣；③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有了扩大。由于农业的停滞（农产品价格的下降是主要原因）和城市的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从1981年的2.5倍扩大到1992年的4倍；而且，④即使是在城市经济内部，收入差距也扩大了。环境破坏也很深刻，森林破坏和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造成的公害甚为严重，在泰国，“生活的质量”已成了主要的问题。此外，就劳动力市场来看，除了从农村移到城市的“廉价的”国内移民之外，还有社会底层的“非法”移民和被“违法”残酷使用的童工，劳动条件很恶劣。因此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对劳动、健康、安全等许多方面来说，泰国的经济增长是“灾难”。
我们已经指出，根据“华盛顿合意”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话、高度经济增长就会持续下去的见解是“虚构”的。同时还必须指出，被称为“奇迹”的高度经济增长有着上述许多矛盾；进一步说，“奇迹”是依靠国内的农业部门和低工资劳动等的“缓冲器”＝矛盾的缓冲器机能来维持的。
就是在这样的泰国发生了这次货币危机。作为从货币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对策，政府于1997年8月5日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72亿美元贷款，但同时也接受了该组织的条件。其主要内容有：①将增值税从7%提高到10%；②提高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费；③让42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停业；④外汇储备维持在250亿以上；⑤经常收支赤字对GNP比1997年降到5%、1998年降到3%；⑥1997年、1998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3-4%；⑦1997年的通货膨胀率定为8-9%；⑧实现均衡财政等，泰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般条件，根据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将实现内外均衡（财政均衡和国际收支的均衡）作为了目标。
其结果，泰国实体经济急剧衰退、工资降低、就业不稳定、税收增加、物价上涨、有关生活福利教育的预算削减，平民的生活受到了压迫。但是，这些人与国内外的金融资本及不动产业者不同，与泡沫时期的不动产和股票投机、以及高利资金无缘，不仅像上述的那样没有得到人称“奇迹”的突然繁荣的恩惠，而且尽管被作为“缓冲器”加以利用，但却以上述这些就业不稳定、税收增加、物价上涨等形式被迫支付了泡沫经济的崩溃及其所引起的货币、经济危机留下的帐单，这样的不合理状态目前正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件的保证而存在着。
（原载日本北原淳等《东南亚的经济》，日本世界思想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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