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是关于市场的失败(market failure)。该报告的确也提到了市场的失败，但那只是从政府主导对付市场失败（促进民间企业的协调行动及设定明确的业绩基准等）这样一种狭隘的角度来探讨。另一方面，众所周知，东亚的经济发展引起了水和大气的污染、工业废物的增多、热带森林的砍伐及土壤侵蚀等严重的环境破坏这样的市场失败，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等的研究也已弄清了其实际情况。《环境白皮书》（1992年版）也认为，“（东亚）推行面向出口型的经济开发，并不断取得了成功。但却出现了因缺乏对环境的关心而破坏了产业基础的现象。工业生产中环境对策的缺乏、自然资源的过剩引起的掠夺性利用、城市的急速扩大所引起的公害等等都是由于各经济主体仅追求眼前的利益、难以采取顾及环境的行动。另外，该白皮书还指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关环境恶化时遭受损害的知识未必在政府和企业中得到充分的普及”，并提到了市场的失败和政府及企业的责任和作用。尽管如此，该报告的无论哪一部分都找不到对环境问题的分析。这样并不能阐明东亚经济发展的全貌。
第三点拟探讨一下该报告设定为主要课题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关于战后至今发展中国家开发论的变迁，高地康郎在进行广泛而出色的调查的基础上指出，进入90年代后，80年代新古典派的开发论占主流、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作为中心的状况已开始发生了变化。其背景有：80年代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经济负增长、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交易条件恶化、累积债务和偿债义务增加等“失去的10年”，陷入这样一种深刻的经济危机，作为其对策而提出的结构调整很少有成功的例子，债务问题便遗留到了90年代。随后，如所周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进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其理论根据就是以市场机能为第一位、排除政府干预的新古典派经济学。这样，进入90年代后，随着人们认识到结构调整政策的界限，也开始追求开发理论的新的展开。为了响应这个新的课题，世界银行提出的正是亲市场的方法，将这一方法用于东亚而编写出来的报告就是《东亚奇迹》，这些在上文已经提到。在亲市场的方法中，虽然提到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但这只不过是处于新古典派开发论的延长线上。对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世界儿童白皮书》（1992年版）已经做了驳斥。该《白皮书》坚持认为在亲市场的方法中政府的行动与其说是经济管理，不如说是属于社会投资的领域，并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人们证明其没有害处之前总是有害的，但那离一直致力于解决“人类最深刻问题”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要求的政府的作用仍相去甚远。
这样，进入90年代后，如前所述，开发理论有了新的展开。即：开发理论的模式转换乃至人称复兴运动的情况的发生。
在探讨这一新的动向时，可参考英国萨西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IDS)研究人员的见解。一句话，他们的见解就是从“华盛顿合意”到“新凯恩斯合意”。萨西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所长约翰·托伊认为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的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复活是对战后发展经济学中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并详细地回忆了以H·G·约翰逊和P·T·鲍尔等为先锋的反革命潮流兴起后、80年代迎来高峰期的经过。汉斯·辛格说，从“华盛顿合意”到战后的“新凯恩斯合意”这样近乎妥协的协议、这次又到包含环境、贫困的减少、人力资本及人权等新问题的协议，出现了钟摆不断往回摆的征兆—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的新方法即是如此。
二、从“奇迹”到亚洲货币经济危机
据波尔·库尔格曼说，“华盛顿合意”的命名者是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森，这意味着它是集中在既是美国政府的所在地、事实上也是全世界首府的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各种机构和对社会舆论造成影响的领导者们所共有的模式。据说其定义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经济政策中的道德项目—自由的市场和健全的货币才是发展经济的关键这一信念。其想法是，只要让贸易自由化、让国营企业民营化、使财政均衡、将汇率固定在一定水平上，经济起飞的条件就会具备。如果找到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进行投资，几乎毫无疑问地会马上得到回报。
上述的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评价道，接受“华盛顿合意”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是东亚各国及地区，在东亚当中，比起东北亚（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更加忠实于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原则，政府没有干预，产业政策也没有实施。S·松山们也说，虽说同样属于“东亚奇迹”，但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及地区的当局在工业化中—尤其是在最能反映这一点的产业政策中—的作用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列举了①东南亚各国与东北亚不同，一直采取了较为自由的、市场导向型的政策、②在振兴出口产业方面是相同的，两者的主要差异是东南亚强调现在的比较优势，而东北亚则强调将来的比较优势、③东南亚重视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等，并导出了在全球化时代还是较为自由的、面向市场型的、重视外国直接投资的东南亚的产业政策一直得到世界性的支持这一结论。
但是，1997年7月2日的泰铢贬值和改为管理浮动制的影响转眼之间就波及了东南亚各国，各国不仅出现了货币贬值、股价下跌，还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增长减退、就业不稳定、物价上涨等等）。以往的高度经济增长一下子转入经济危机，如前所述，其中也出现了认为这是“东南亚奇迹终结”的见解。这次货币危机不能不令我们想起1994年底至1995年初发生的墨西哥货币危机。目睹那场墨西哥货币危机后，驳斥了“新兴市场”的假象—“华盛顿合意”的虚构性，这就是上述库尔格曼论文的宗旨。我们也根据始于泰铢贬值的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发生，在下一节探讨一下“华盛顿合意”的虚构性。
三、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型工业化战略的界限
泰国的宏观经济在这10年期间（1985-1995年）取得了不斐的业绩。而且，这是在政府的作用比日本及东北亚的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台湾）小的情况下实现的。泰国历来以忠实于新古典派的原理、一直采取“慎重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国家而知名，对此，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但是，正如S·松山所指出的那样，引领这种高度经济增长的是外资对制造业部门的设备投资和制造业的出口，这作为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成功范例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以往泰国给人以很强的“大米单一栽培”的印象，但在这10余年期间农产品和工业制品的出口比率出现了逆转，工业制品已经占全部出口的80%。其变化之大，甚至连《泰国热》的作者帕斯库·蓬帕伊托（音译）和克里斯·贝克都说泰国在这10年期间成了“另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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