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积极通过有关合作架构，与周边国家缔结RTAs；从我国利益出发，促进我所在的RTAs、FTAs通过与其他FTAs合并或通过增加成员而得到扩张，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继续开展的工作包括有：
——促进ASEAN+3尽快达成协议。
——促进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的“中亚自由贸易区”尽快达成协议。
——在适当时机，推动ASEAN+3、中亚自由贸易区、南亚自由贸易区合并谈判；或通过其他途径，促使“亚洲自由贸易区”早日成形；注意在亚洲自由贸易区中发挥我国应有的影响力。
——积极关注亚洲与欧洲之间、亚洲与美洲之间大型FTAs协议动态，发挥我国影响力；按照对我有利、时机恰当原则，积极促进“亚欧自由贸易关系”、“亚美自由贸易关系”形成。
——在亚欧、亚美两大世界自由贸易协议尚未形成之前，积极促进亚欧、亚美有关关税主体之间形成局部自由贸易框架；推动亚欧、亚美相互联络。
2.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多项外经、外交、政治战略相结合，积极开展与有关FTAs和关税主体缔结“单对多”、“单对单”FTAs 就与其他外经、外交、政治战略结合而言，我国应注意的事项包括：
——从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角度来考虑，应注意到，我国目前还没有和欧洲、中东、非洲等世界区域的任何关税主体缔结FTA，若世界FTAs继续蓬勃发展，我国和这些区域的外贸有边缘化危险，因此，应该在这些地区中挑选某些对我外贸地位重要或者具有一定国际经济地位的关税主体，如西欧的德国、中东的以色列、非洲的南非等，进行FTAs提议和商谈。
——从国际资源战略角度来考虑，我国有必要选择某些石油、特殊金属矿生产地关税主体，开展互利互惠的贸易自由化谈判。
——从引进来战略、走出去战略、引进来战略与走出去战略相结合的角度来考虑；一是我国要置身于更大规模无关税市场，提升引资区位优势；二是我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连带贸易成本要降低；三是我国企业有必要置身于一个更大的“无边界”市场中，以促使我国企业素质提升和产业组织优化；因此，在承受能力得到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我国有必要选择恰当时机，尽早与EU、与NAFTA等大型RTAs采取单对多的方式缔结FTAs。实际上，这项工作的实际意义、事前规划、具体操作和我国加入WTO不无类似之处。
——从国家统一战略来考虑，大陆关税区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与台湾关税区缔结FTA；并且，我们还应该促成两岸四地的“中国（华）自由贸易区”早于亚洲自由贸易区形成和实施。
3.从我国利益出发，基于我国经济实力，积极引导我所在RTAs、FTAs向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政治合作的方向转变。
促进我国所在的亚洲大地区形成共同要素市场（主要是劳动力自由流动）、货币同盟对我国的利益是显然的。我们尤其关注的是，欧元大大便利了欧盟各国的货物交易和要素流动，同时也开始显现出与美元分庭抗礼的架式。亚洲各国如果不以FTAs为起点逐渐在使用共同货币这一点上联合起来，一是面临着相互之间产品和要素交易的成本高昂；二是面临着继续或使用美元，或使用欧元用作相互交易的国际货币，也就意味着还要向美国、欧洲“缴纳”铸币税；第三，亚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势必还会经常面临国际游资的投机性攻击。因此，亚洲地区的共同市场和货币同盟应该成为我们不遗余力推动完成的工作目标。我们应选择恰当时机，在两岸四地先开展这项工作。只是，我们要意识到，亚洲各关税主体的政治分歧、情况差异、独立意识、领土矛盾比欧洲各国大得多，将FTAs向货币同盟推进面临的阻力也更大，要解决的问题更棘手。
4.密切监控全球FTAs推动世界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货币种类一体化的动态，关注这些一体化进程对我国经济运行，对世界各方政治态度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研究对策，主动应对小范围FTAs演化为大范围FTAs，FTAs促成区域共同市场和催生区域共同货币；世界FTAs潮流推动形成世界单一FTA，乃至促成世界共同货币；这种趋势是必然的。但是，由于决策主体近200个，实现趋势性目标的可能路径会千差万别。在各种不同路径下，某一关税主体，或政治实体的地位有主动提出条件并制定规则和被动接受条件并遵从规则的差别。因此，我们应该密切监控世界FTAs签订动态；对世界任一FTA签订和可能签订，我们都要就它对我国经济运行、外交策略的直接、间接影响详加研究，前瞻性地研究对策，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争取主动。我们注意到，FTAs毕竟是一项和平、互利的事业，我国庞大的资源潜力和市场规模能够为我国在策略、谈判的主动性上提供良好基础。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种优势。同时，我国在FTAs协议以及后于FTAs发生的共同市场、货币同盟、政治合作协议的规划、签订和实施过程中也应注意工作方式，培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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