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产品比重下降88％，在世界高科技产品贸易额中俄罗斯仅占0.3％（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制造业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从1992年的88 ％减少为1996年的47％，而欧盟的同类产品比重为45％，美国为48％，日本为70％；从出口额看，1998年俄技术出口额为0.418亿美元， 明显低于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法国18亿美元、美国328亿美元）。 这种不合理的出口结构，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3）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所形成的制约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转轨10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包括商品市场、资金市场等，但是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尚不成熟。这使得价格、竞争和科技在资源的高效配置及规模经济中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得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先导的科技难以与经济进行有效结合。从而从根本上制约着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
3.经济转轨中中央与地方利益新格局中的粗放增长因素
（1）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强
经济转轨后，俄罗斯地区间
社会发展差距急剧拉大：生产和收入非常集中，在89个联邦主体中10个最大的地区生产着全国GNP的44％，17个地区即占该项总值的58％。1990年10个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工农业产值和10个最发达地区的相应指标相比，前者是后者的57％，到1996年已经只能达到22％左右（注：李方仲：《苏联解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1994～1996年79个联邦主体中的许多主体的按人口平均地区产品总量规模的差异幅度呈直线上升趋势：1994年为11.4倍，1995年为17.7倍，1996年为20.4倍，这些指标的变异系数的变化也是直线上升的：1994年为0.488，1995年是0.489，1996年是0.562。（注：李方仲：《苏联解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转轨中的困境促使落后地区进一步超常发展自身原本单一的产业，如秋明州着力发展石油工业。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2）中央与地方权力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按照联邦宪法，
自然资源的占有、使用和支配权属于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共同管辖，加之俄联邦主体中民族分离倾向的加强，使得联邦各主体的自然资源管辖权和使用权比苏联时期扩大。
各联邦主体竞相扩大自然资源的出口，其中西伯利亚的自主出口非常突出：载能体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7.6％，木材产品从1993年的3.1％上升到1997年的4.9％，黑色金属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7.6％，有色金属从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1％（注：〔俄〕《经济与工业生产的组织》2000年第3期。）。 地方事权的扩大使得各地从自身狭隘的地区利益出发，不断扩大对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这也进一步加强了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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