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病：从奇迹到没落的警示[上]

    当一个故事尚未开始时，谁知道其结局？当一种产业政策被执行时，却谁都不为其失败负责，至今没有谁为日本80年代中后期大力扶持模拟技术、忽视即将到来的数字时代的失败负责，更没有谁为缔造了当年韩国经济奇迹的、而今资不抵债的超级财阀的崩溃负责。

    日本病的病症之三是政府隐含担保和企业预算软约束。所谓隐含担保（Implicit Governmental Guarantee）是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放贷损失提供不言自明的担保，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机构大量的资金扶持，至今一些日本的金融元老，不仅没有考虑政府指定银行向某些产业优先贷款的作法本身，使得银行业几乎沦为“第二财政”，并导致银行贷款质量的持续恶化。反而认为，低利率有助于银行缓解其支付存款利息的压力；甚或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当年如果能拿出10万亿日元来借助银行，就不会象今天这样需要至少支付50万亿日元来实施“金融大爆炸法案”（The Big Bang）了。所谓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按照短缺经济学之父科尔奈的总结，大体含有两个特点，一是事后政企间可就财务状况重新协商，就是企业赔了挣了都可以和政府再商量；二是政企之间有密切的行政联系，就是企业领导阶层兼有行政领导色彩。既然大藏省的官员退休后到企业人职被称为“神仙下凡”，既然部分企业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主银行的融资，既然银行也在政府隐含担保下不担心死无葬身之地，那么非常自然地，政府、银行和企业通过隐含担保和预算软约束被捆绑在一起，俱荣俱损? ?nbsp;目前，日本金融系统不良贷款已超过全部银行贷款总额的5%，无抵押物清偿的不良贷款估计达2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曾提出60万亿日元（GDP的12%）拯救银行计划，其中，17万亿日元用于保护存款人，18万亿日元用于接管和使无清偿力的银行国有化，25万亿日元用于有清偿力的银行的注资。其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而曾经显赫的日本公司则利润连续下降。很多公司面临压缩开支和根据终身就业体制保障劳动力利益的两难境地。尽管法定就业合同通常是一年期，但传统的年功序列制使得多数雇员无合同或假定为终身雇佣，这样企业很难在经济衰退时期解雇其雇员；交叉持股更使得日本企业破产而死比半死不活地生存更为困难！类似的现象在东亚其它国家乃至中国难道不存在？由是观之，亚洲金融危机暴露的并不是金融问题，而是政府管理的问题；反观两年来险象环生的亚洲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恰恰是我们也许根本没有从中得到教训！ 日本病的病症之四是“驾驭市场”的偏颇。“日本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府对“看不见的手”和对个人创新的怀疑，是借用传统文化和道德回避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深层次微观基础的演化。对待市场机制，无非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较为放任的市场，政府只是弥补市场的外部性；一种是较为自负的态度，相信政府的自觉决策能够较之市场的自发演进更为有效，而日本乃至亚洲恰恰就是后者。我们倾向于相信，政府有能力预见市场的意愿和方向，政府可以在配置资源（如果不是在企业层面，至少是在产业层面）发挥主角的作用。即利用人类已有的经济学知识，政府可以“驾驭市场”或者“增进市场”（Market-enhancing）。换言之，我们希望免费享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好处，但不想付出交织的繁荣（投资加速或曰重复投资）和衰退（企业的兼并和重组）的代价。我们希望亚洲经济可以和欧美媲美，但却生怕淹没在金钱的汪洋之中，这一切如日本金融学家竹内宏所声称的那样：老一代精英以其勤勉、集体至上和抛弃个人私利造就了战后的新日本，而现在的精英们却深信新古典经济学，毫无羞耻感，为了私利私欲而葬送了整个国家。不幸的是亚洲的竹内宏们没有看到：纯柏拉图式的集体模仿、集体创新制在造就日本奇迹的同时也将“日本病”深植其中。最悲剧性的现象并不是新精英们的个人主义，而是没有政府官员、银行或企业，必须为10年之久的泡沫经济负责，似乎也没有亚洲各国政府官员为本国遭受的危机负责；而是裙带风盛行、贪污腐化惊人幕布后的精神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