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对金融业提供了过多的保护,导致其效率低下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80年代的日元升值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调整适应能力。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制造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90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状况也表明,再象工业化时代那样依靠制造业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提高主导产业向信息产业和服务产业的转换。但是,日本模式中存在的生产优先、制造业优先的模式很难适应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特别是日本服务业中存在大量妨碍竞争的各种正式或者不正式的制度安排,导致日本国内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行业的效率低下,严重影响国内需求的增长。事实上,在工业化初步完成后的80年代,日本曾经试图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但是由于传统模式的惯性、以及日本制造业的外移,这一调整的设想并没有顺利实现,于是,一方面是日本国内的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度储蓄和过度出口带来的大量金融资产难以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从而涌入不动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推动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
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源是与政府对经济进行强大干预的"日本模式"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与大藏省对金融机构的过分控制和过分保护密切相关。在"追赶"阶段,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大藏省对金融机构的严格控制,对于有限资金的有效分配,对于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获得低成本资金和金融机构获得丰厚的利润,对于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藏省也对金融实行了无微不至的保护,一旦出现问题总会帮助渡过难关,例如必要时会组织其他金融机构出面兼并面临危机的机构,甚至由政府提供巨额无抵押贷款直接帮助摆脱危机。因此,战后数十年间,没有出现一家银行倒闭,"银行不倒"曾经不是神话,而是事实。但是,由此也导致金融机构缺乏竞争活力,缺乏优胜劣汰的氛围,依赖政府的指导和保护,缺乏金融业必备的风险意识,对贷款项目审理不严,听凭大藏省指导或依靠贷款抵押品。而政府又信任大藏省的控制,对金融业的监管机制不健全。负责金融监管机构形同虚设。这些弊端在追赶阶段,在拥有后发优势阶段,在资金不足阶段,是危害轻微的。但是进入新阶段,就有可能构成巨大危害。
进入80年代,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发展迅猛,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卷入这一浪潮,逐步实现了包括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金融自由化,早已完成追赶任务的日本,正应借日元升值的时机,挟雄厚的经济金融实力,大刀阔斧地加速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旧模式,促进金融机构的活力,完善金融市场,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新潮流。但是,日本政府却进展极其缓慢,甚至是按兵不动。例如日本的外汇制度,直到1972年才废除外汇集中制,到1998年4月才实行外汇完全自由化。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建立独立的"金融监督厅"等都拖到了1998年。
3 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日本国内培育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是日本推进金融改革的重要抵制力量
由于管制会导致租金,日本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国内培育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日本试图对管制性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必然会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阻碍。具体来说,在日本模式下,日本的产业结构是由竞争力强大的传统制造业如汽车、电子、化工等和软弱的金融、不动产、流通、建筑等服务性行业构成的。前一类产业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不断提高生产率,愈发增强了其产品的出口能力,而后一类产业却在政府的保护下,生产效率低下,由此产生的内外价格差距使得日本国内市场带有很大的封闭性,同时也造成内需严重不足,最终构成了国际贸易黑字不断增加而国内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奇特现象,也相应形成了不同领域的既得利益阶层。建筑于传统利益分配基础上?quot;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三角同盟的政治体制,使得执政者变得目光短浅,在重大决策上显得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常为眼前利益而放弃未来长远发展目标。例如,1985年的日元升值,为"日本模式"敲响了警钟。已经是资金过剩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更是实力倍增,日本本应该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宽松的经济环境,对"日本模式"进行重大的甚至根本的改革。但是"政、官、企""铁三角"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进行认真的改革,其中特别是涉及到官僚的利益。在日元升值、过剩资金倍增时,日本政府不是把力量放在模式改革上,而是放在把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上,即著名?quot;前川报告"。倍增的过剩资金用在了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扩大对外投资;另一个方面是扩大设备投资,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新的大型主导产业,设备投资的增长是无法吸收如此庞大的剩余资金的。因此,剩余的大量资金就冲向房地产和股票。在当时日元升值、资金过剩、超低金利的条件下,银行以及证券公司大量向不动产和股市提供资金,直接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
4 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促使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市场化和自由化,这对于日本模式的相对封闭形成了多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更多地暴露了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的内在缺陷。
首先,从产业的跨国转移角度看,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日元升值导致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和贸易摩擦的激化,迫使日本企业以对外投资的国际化战略来降低成本和部分替代出口。随着大量制造业的外移,日本国内的制造业日益空洞化。大企业外移之后,使得其与国内中小企业之间的原有系列关系受到影响和破坏,进而必然影响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纵向产业分工。于是,失去大企业稳定订货的国内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地方经济陷入萧条,失业率明显上升。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一方面继续增大对大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增大而收缩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历史地看,自80年代初开始,日本大型企业将业务大规模撤出日本国内市场后,日本的中小企业就难以得到新的投资和订单;大型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在稳定与扩大后,更加重了日本制造业与工业资金不足,引起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停滞。在1992至1997年,大多数小型日本制造业的盈利和资本回报都明显降低。除了投资和订单减少外,日本小企业目前感到他们在与国际跨国公司的谈判中已没有优势。跨国公司的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日本经济波动的萎缩趋势,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自1991年以来,日本小企业破产日益增多,与美国、英国等国小企业的崛起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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