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投资情况比较

发展战略和政策

中印两国在FDI方面的不同表现也与两国FDI自由化时机、自由化进程、自由化内容，以及发展战略上的不同有关。 

         中国于1979年对FDI开放市场，并逐渐地实现了投资体制自由化。印度开放的时间比中国要早很多，但直到1991年才采取了全面的步骤实行投资自由化。

        两国吸引的FDI类型不同，追求的工业发展战略也不同。印度长期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政策，并依赖国内资源和国内企业推动这一战略，其只在高科技产业方面才鼓励FDI流入。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后，采取的是渐进的自由化方式，并强迫外资企业采取合资形式，同时还限制FDI进入某些特定领域，但中国赋予FDI（而非国内企业）许多优惠条件，特别是对出口导向型的FDI。上述政策不仅吸引到大量的FDI，也导致迂回资金（中国国内企业把资金转入香港，然后再投资回中国，以逃避政策限制或获得给予外国投资者的特殊优惠条件）的出现。在印度，迂回资金（主要是通过毛里求斯）很少，而且主要是为了避税。

由于中国国内市场不完善，并且在外包、管理、本土投入品中存在问题，导致在中国运作的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过于内化”。所以，制造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中，有部分FDI是对中国市场环境不健全做出的“次优选择”。 

印度的情况有一些不同。企业家精神在印度国内的企业中得到了迅速发展。此外，由于必要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已经具备，同时对FDI的限制政策一直沿续到90年代，在印度的跨国公司通常采取“外化”的生产模式（如授权经营和其他契约性安排）。即使在实行了广泛的FDI自由化政策后，“内化”模式也没能成为主导模式。在信息技术产业，向印度私人企业采购零部件，这种做法的效率更高，印度国内有众多合格的分包商。  

2001年入世后，中国实行了对FDI更加有利的政策。随着中国服务业进一步自由化，中国的投资环境将进一步得到改善，例如，2004年中国将允许外国独资企业进入租赁业、仓储业和批发零售业，2005年允许进入广告业和联运业，2006年允许进入保险代理业，2007年允许进入货物运输业。中国已经开放了零售业市场，并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大型零售企业和超市的投资，如欧尚、家乐福、Diary  Farm、伊藤洋华堂、吉之岛、万客隆、麦德龙、普尔斯马特、7-11便利店和沃尔马。  

印度政府正在计划向FDI开放更多的领域，进一步放宽外资企业持股上限。为了确定吸引更多FDI流入的方式，印度计划委员会于2001年8月成立了FDI指导委员会，并且学习中国的模式，成立了经济特区。在促进贸易和吸引FDI方面，中国的经济特区比印度的出口加工区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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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和政策因素外，另一个足以说明中国能吸引大量FDI的因素是：对于海外华人企业和个人来说中国是其投资目的地，特别是亚洲的华人。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巨大，且能向中国大陆大量投资，而印度海外商业网和其向印度投资的规模都很小。这是为什么呢？海外华人数量众多，更具企业家精神，重视与中国国内亲属的关系，并且有兴趣和财力在中国投资，此外当其向中国投资时，他们往往受到贵宾的待遇。而海外印度人数量较少，且多为专业人士，而且与中国人不同，印度人不经常与国内亲属联络，也缺乏向印度投资的财力。

中国和印度都是跨国公司转移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候选国，跨国公司是促进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在印度，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服务业，特别是信息通信产业，几乎所有的美欧大型信息技术企业都在印度设有机构，而且多数位于班加罗尔，例如美国运通、英国航空公司、美国大型保险金融集团Conseco、戴尔计算机和GE  Capital公司都把其后勤业务放到了印度。其他公司，如亚马逊和花旗银行，也向印度本国企业和驻印度的外国企业外包其服务业务。外国公司控制着印度的呼叫中心业务，其占印度此行业年营业额15亿美元的60%。

作为投资首选地，中国境内的投资者的信心正在增强，财富500强企业中有80%都在中国进行了投资，37%的财富500强企业向印度外包其业务。尽管印度相关政策环境得到了改善，但跨国公司的投资兴趣依然冷淡，也有一些例外，如信息和通信产业。

如果中国和印度能在其发展中协调FDI所发挥的作用，两国在吸引FDI流入方面前景十分乐观。巨大的市场规模与市场潜力，技术型的劳动力资源及低工资成本，都仍将是其吸引FDI流入的主要动力。中国将继续吸引大量的FDI流入，印度则是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印度的政策继续得到改善、政府承诺把吸引FDI作为其主要目标，在充满活力的国内企业的支持下，流入印度的FDI将开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