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反对世界市场体制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没有国家干预和计划的情况下，世界市场体制不可能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说，依赖一两种主要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不稳定会特别脆弱。回过头来看，在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常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放在减少对短期不稳定的世界市场的脆弱性这一目标之上。其目的是保护农民免受出口市场波动影响的国家农业营销部门很快就变成了为在资金上帮助国内企业而无情向农民征税的工具。同样，提出国际市场稳定初级产品价格的要求很快就变成了为促进增长而增加长期国际资本流入的要求。
谴责全球化的论调宣称，经济自由化政策和快速的技术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释放出了破坏性的力量，其速度超过这些国家国内制度框架的承受力，并宣称，不考虑社会代价就讨论灵活调整的需要是不够的。他们认为，不跟上经济增长的迅猛步伐，不解决随它而来的混乱后果，将引发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这与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速成计划”和“大推动”是完全相反的。
对全球化的批评涉及到世界市场力量对所有暴露在它面前的国家——不管是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不过，当他们的观点在应用到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时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个国家处在一个长期的过渡时期，在市场力量的影响下，减轻经济阵痛和减少失业的传统的社会安排已经崩溃，但现代政府社会福利体制还没有出现。注意到这一点是具有讽刺意味的：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竭力反对的“变相失业”，现在应该重新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福利安排的有价值的因素。
全球化的政策含义是什么？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市场的冲击，传统的社会福利安排崩溃的过程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惟一实际的选择是：奉行有效的增长政策，寄希望于经济增长向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收入来源，进而缩短过渡阶段。如果政府这样选择的话，这些收入可以用于减轻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社会和经济混乱的不良后果。至于环太平洋的亚洲国家，尽管它们自1997年以来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目前它们已经与世界经济完全结合在了一起，不可能全面回到50年代的那种内向型的发展政策。因此，据报道，马来西亚在作出加强控制资本市场的最初反应之后，在显然没有出现某种形式的资本外逃的不良后果的情况下，现在已经取消了这些控制。如果环太平洋国家具有长远的经济前景，那么它们的未来似乎仍旧取决于它们坚持原来的外向型政策的方向，尽管经济复苏对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政治较为脆弱的国家可能更慢。
当然，经济增长带来的政府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社会安全和福利改善。除了发展中国家有限的管理能力之外（还不要说官僚主义的低效率和腐败），仍然有最后的障碍：政治意志的缺失，或者政府没有把社会福利支出放在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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