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以史为鉴,可以正今”,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从来就不缺少市场经济的土壤,而中国自己的特点又决定了,我们所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必然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在我们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今天,缺少的是上层市场所赖以扩展的制度基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我国在过去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历程表明,对于“上层市场”的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强政府”是完全必要的(注:参见李晓著《东亚奇迹与“强政府”》,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市场经济要高级化,就必须实现政权、下层市场与上层组织三者之间的利益协调。而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由于“上层组织”缺失,而通过各种手段来人为地培植起这样一个阶层(例如韩国的大财阀,还有东南亚国家有政府背景的财团企业)。与西方国家的上层市场从下层市场中“自然发育”出来不同,这种“后天培植”的“上层组织”为了谋求垄断地位,很有可能与政权“合谋”,通过压制、挤占下层市场的手段来获利,而这最终必将阻滞经济的良性循环。我们看到,韩国的大财阀通过政治渠道获取了大量贷款以支持其盲目扩张,但最终既压制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又导致了自身的崩溃。再如印尼国内被苏哈托家族所控制的企
业,还有俄罗斯在私有化进程中出现的金融利益集团,实际上都是这种共谋的产物。在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大陆文明的封闭特征提醒我们,也许对外开放、引入竞争的最重要作用并不在于填补资本缺口,而在于打破“共谋”方面的制度作用。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使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民间组织培育与传统文化改造,这几对关系能否处理得当,将直接关系到我们未来的命运。
【责任编辑】李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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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晓著《东亚奇迹与“强政府”》,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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