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文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

征；第二个阶段是对政权的渗透，货币租的出现是采邑解体，商业经济瓦解封建制的标志；第三个阶段则是政权与商业利益的结盟，诸多相互竞争的小国为筹措军费与财源，纷纷与大财团、大商人达成联盟，政府保护其有效产权，以交换财团的税收和贷款。国家代替城市和商人团体，以政治权力提供支持商业扩张的一系列制度工具，如民商法、衡平法庭、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中央银行等等，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了市场的扩张。曾盛极一时的法国香槟集市，北海沿岸的汉萨同盟，还有热那亚的金融交易会，到了18世纪时其职能已完全为遍地开花的商场和证券交易所而代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家政权、下层市场和上层市场三者之间的“合辙”。布罗代尔指出：“当资本主义与国家趋同，当它即是国家之时，便是它的得胜之日”（注：参见，布罗代尔，前引书，第43页。），这才是西方的全部秘密。大商人之所以变成了资本家，只不过是因为到十七世纪时商业扩张已达到顶点（以殖民地的激烈争夺为标志），时代要求他们必须开辟新的财源。在这种压力下，有了商业革命所建立的金融市场，有了在“专利权”刺激下的科学与技术的结盟，以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为特征的工业工场自然就成了“资本家”们新的金钱游戏所追逐的猎物，从而产业革命的兴起只是水到渠成的产物。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考察中国的现实了。中国是“大陆文明”的典型代表，大陆地理特征给政权割据造成了困难。从而，在从部族向王朝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很早就形成了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到了秦汉时期这种体制更是发展到了顶点，通过一个有效的文官官僚体系的建立，偌大的一个中国完全置于一个政治中心的指挥之下。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的财源却主要建立在结构简单，但数量庞大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他们在自给的同时，一方面要缴纳沉重的贡赋，另一方面还要担负兵役和徭役。从而整个国家的主要职能：行政，“公共产品”提供和国防，说到根本上都依赖于他们所提供的物力、人力。正因为如此，历代统治者深明“无农不稳”的道理，“重农抑商”是一贯之举，与农业生产无关的手工业多被视为“奇技淫巧”。初级市场上的交换多为消费品，商人被列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为士君子所不齿。官府对商人的管制多种多样，从周朝开始，市井就有严格范围，开市闭市都有明确时间；汉代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还实行均输平准，盐铁专卖，限制大商人势力；汉初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马，宋代规定商人须着特殊服饰；秦代立“市籍”，派遣商人戍边服役，并累次规定“有市籍不得宦”；除此之外，周礼中就早已规定“有命士以上不入于市”，商人的地位处于社会底层。尽管随着市场的扩展与商人财富的积累，上述规定大部分都逐渐流于形式，但与西方不同的是，虽然到清朝已出现了象两淮盐商，山西票号这样的“财团”，但政权的财源却仍然建立在农业之上，上层市场的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基础一直得不到发展。私有产权得不到政权的保护，律例的解释、执行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虽然官员私下入股经商的屡见不鲜，但与民争利者居多，官民互惠者为少。缺乏政权的有力支持，民间的信用大多具“人格化”特点，从而信用的高级化和大规模化始终不能实现。虽有“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但最终也未能产生出一个证券交易所，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是“长优有序，尊卑有份”的秩序哲学。人情世故、礼法规矩是行为的准则，“金钱交易”所需要的“认钱不认人”的技术性格从来就为主流文化、宗族礼法所不齿。在这里，政权、下层市场、上层组织之间相互掣肘，终至市场只能在平面上扩展，在这种条件下长不出“资本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