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市场与上层组织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直至现在西方的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把经济的专业化和分工当作“交易—货币—市场”发展的产物。从而分工、交易与市场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但事实真是这样吗？经济人类学的巨匠波拉尼指出，交易、货币与市场在本质上各有其独立的起源。以交易为例，波拉尼将其分为互酬式交易、再分配式交易和市场交易这三种形式。所谓“互酬”，是在以血缘及伙伴关系结成的共同体中作为义务而发生的“赠与”关系，在现存的所有原始部落中几乎都存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礼仪性赠与交换。应该看到，这种交换是先于剩余产品交换而出现的，它具有的“礼仪价值”只能归因于文化与习俗。再分配式交易往往发生在一个共同体的政治性权力中心和其全体成员之间，在非洲的达荷美王国，在每年举行的贡租大祭中，各村村民携带财物来到王宫前，在种种礼仪行为中将这些财物献给国王，国王则按照惯例把作为返还礼品的报酬分赐每一个人（注：（日）栗本慎一郎（1979）《经济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5页。）。只有第三种方式，市场交换才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所流行的交易方式，即通过匿名市场上的“自我调节系统”——价格机制来予以引导的交易。
与波拉尼的观点相得益彰的是希克斯在其名著《经济史理论》一书中对“市场兴起”
问题的研究。希克斯指出，先于交易经济与市场经济出现的是指令经济与习俗经济，这两者的萌芽可以一直追溯到部落时期。部落的生产活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习俗（巫师是很重要的组织者），而其防御功能则依赖于指令（通过酋长）来执行。我们看到，波拉尼的“互酬”与“再分配”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习俗经济的体现。希克斯进一步指出，在部落转变为国家的过程中，产生了出于征税需要的“岁入经济”。岁入经济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导致了需求的集中，从而产生专业化分工（尤指技艺上的），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古埃及的手工艺人和我国东周时期专为天子“礼乐征伐”而服务的匠户。为王室服务的工匠是最早的专业化手工业生产者，因而分工也是先于市场而出现的。
西方学者的分析是否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在礼仪上都奉有向周天子进行“岁贡”的义务，而周天子也往往会对各诸侯进行赏赐，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互酬式”交易，虽然贡品的价值可以“轻如鸿毛”（《东周列国志》上记载的楚国贡品是十车青茅）。但由于一些大商人经常代行使者的身份，从而伴随着这种交易行为出现了最早的长途贸易（注：“崤之战”里曾描写郑人弦高代国君“犒劳”秦师而智退敌兵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一个例证。）。再如，中国传统的集市贸易往往采取“庙会”形式（这一点在现在的中国农村仍不鲜见），它最早的渊源恐怕正是伴随着祭神贡品的交换而生发出来的。大寺庙的“散福”活动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兼具礼仪特征的“再分配”交易呢？希克斯曾指出，与宗教节日相伴的定期贸易的出现及随之而来的富有农民向“坐商”转变，从而专业化商人的出现，是习俗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条主要途径，这一点在中国也可以得到验证。另一条途径则来源于指令经济，国家的出现使王室和军队的供养必须依赖于税收，从而与征税、军事采购、物资运输相关的大规模交换发展了起来。战国时期，赵国的大商人乌氏踝几乎垄断了整个国家的军马供应，他的地位不亚于掌管车驾的国家官员。这是一个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突出例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兴起的过程中中国与西欧国家并无明显的不同。在“面对面的市场交换”方面，中国在整个封建时代甚至都可以说是相当先进的。首先是“网点”的密集。战国时期的农村集市已为数不少，“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另据资料估算，战国时已有800——900个城镇；到了汉代，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全国当时分130个郡国，1587个县、道、国、邑，6622个乡， 乡村一级都有定期集市，称为市邑，当时的市邑已数以万计。据估算，每方圆100 里的范围内就平均有24个乡村集市。布罗代尔指出：“总之，互相联结的，皆受监督的定期集市所组成的网络布满了并活跃在中国大地”（注：参见，前引书，第21页。）。与乡村集市相平行的还有大量的工商业市镇。据统计，到宋代，全国共有1106县、1644镇，平均每县1.5个镇。 这些市镇大部分都具有贸易功能，是综合性的农副手工业产品交易中心。著名的粮市有苏州枫桥、吴江平望、湖州南浔、山西静乐、湖北襄阳、四川新津；棉花和棉布市镇有嘉定新泾、太仓鹤王市、山东夏津等；丝绸市镇则有乌程南浔、吴江盛泽、湖州乌青、嘉兴濮院等。此外还有生产铁器的佛山镇、瓷都景德镇、盐都自贡镇等专业化市镇。其次是市场、店铺的种类繁多。以城市为例，延至唐代，“市坊”一直是城市内的一个专门区域。西汉首都长安有九市，唐代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东市内有220行。到了宋代，取消了市坊制，市场散布在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在东京城内，鱼行、果子行、金银铺、漆器什物铺、花果铺、饭店、酒楼、茶馆、羹店、药铺、马行等各种店铺、市场遍布城内。清代的北京有花市、果子市、粮市、古玩市、米市、羊市、猪市、肉市、油市、布市……数不胜数。再有就是交换商品的种类繁多，除了大宗的粮、盐、布帛、铁器和牲畜之外，市场上还出售人们所需的各种生活消费品。以“食”为例，到汉代时市场上已是“熟食遍列，肴施成市，作业堕怠，食必趣时”了，在大城市的市场上有烤小猪肉、韭菜炒鸡蛋、腌羊肉、豆浆、雁肉羹、热米饭等多种食品出售，其丰富程度远胜于西欧（布罗代尔的考察发现，阿拉伯国家的城市市场也具有上述特点）。除正式的店铺、市场以外，在城市内还有大量的所谓“引车卖浆”之流——即小摊贩。据统计，清末时期，仅天津摊贩就有一万多户，每户平均八口人，以此为生者就有八万人，甚为可观。与市场的繁荣相适应，出现了各种商人团体与组织，如商帮、商会，还有领受“牙帖”、专门充当中间商的“牙行”（注：以上资料均出自丁长青著《中国古代的市场与贸易》，商务印书馆，1997年。）。
中外学者的研究
都表明，中国古代的“初级市场”是相当发达的。但在这一土壤之上，为何未能生长出类似于西方的复杂的商业制度、信用工具，进而引发商业革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布罗代尔的解释也许会给我们一个启示。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两种市场交换，第一种是“透明”的交换，发生在公开市场之上，我们所熟悉的市集、零售商，近距离贸易是其代表。在买主和卖主之间不时会有中间商出现，但一个中间商所能做的充其量也就是囤积居奇，或违反惯例去市镇外迎堵农民和小商人，贱买贵卖以获利（这正是中国历史上，作为中间人的“牙纪”所惯用的手段）。与此不同的是发生在私下市场，即布罗代尔所定义的“反向市场”上的另一种全然不同的交换。流动的商人、上门收购者径入生产者家中，向农民直接购买农产品，甚至预订剪毛之前的羊毛、还在地里生长着的小麦，一张便条签字就成了合同。这种“不透明”的交易斩断了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大批发商的出现。与小商人必须面对竞争不同，大批发商的目的是谋求垄断，小商人日益专业化，而大商人却日益淡化分工。他们经营的是“金钱”，而不再是某种商品。在这种“上层市场”（布罗代尔语）中，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易显得更为重要。希克斯指出，几乎所有的商业惯例都产生于商人之间的“内部市场”，大规模的信用展开也只可能发生在大商人之间（如担保、金融中介与保险）。大批发商为控制生产而采用的“先贷制”和“外放制”，其出发点本为谋求商业上的垄断，但一个未预料到的后果却是伴随市场扩展而来的分工、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商业边际利润递减的情况下，最终促成了包买商向工场主的转变。可见，没有上层市场，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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