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净煤的应用目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经过对煤的处理，我们可以得到清洁的合成气，也就是一氧化碳和氢气，它们可以在很多地方得到使用，包括化肥生产、循环一体化发电、制氢和城市用气。煤的气化技术在环保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产生的氮氧化物非常少，可以与天然气媲美；脱硫效率高于99％；氯化物和可挥发金属排放几乎为零；污水排放则几乎没有。
壳牌公司拥有煤的气化技术，也拥有合成气变油技术，目前我们正在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这些技术的发展前景。现存的问题首先是煤变油所需的投资相当高；此外，煤变油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如何收集和处理这些二氧化碳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相信，一旦这些问题得以解决，这个技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油少气但富煤的国家是很有前景的。
中国经济:追求平衡发展（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赵晓）
如同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定下的基调，200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指出“这既是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这应该看作是非典之后新的平衡发展观由思想、决策逐渐走向落实的开始。美国政治学和经济学家奥尔森曾提出过著名的“奥尔森定律”，即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灾难往往会互相重复，虽在事前有许多征兆，但可惜的是，一个国家只有在危机爆发后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开始改弦易辙。我国社会、经济、自然的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并时有人提出警告，但只有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才彻底暴露出我们在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方面的滞后，进而反思经济发展内部的不平衡，反思经济和教育、科技、法律、文化、生态环境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笔者对此也曾指出，如果发展是不平衡的，那么根据“木桶原理”，总体发展也将受到制约。
就经济而言，目前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是，城乡差别明显。国际上衡量二元结构的量化指标是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00，数值越小，就表明两部门的差别越大。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在45以下，发达国家的一般在60以上，而中国目前则在40以下。
二是，地区差距明显。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世界银行曾经把人均GDP（实际购买力平价PPP）作为衡量标准，将全世界所有国家划分为4个组，即高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下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如果按同样的收入标准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划分，我们就能发现，在这4个组中，都有一些省市区入围。
三是，产业差距明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四种社会同时并存，即存在着所谓的“一个中国四种社会”现象：首先是一个农业社会。至今，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比重仍占50％，这一数字相当于1870年美国、法国、德国的农业人口比重水平；其次是工业社会（包括建筑业），其劳动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3％；第三是传统服务业社会，其就业比重为22％；第四是知识社会，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科技、金融保险及其政府等，其就业比重占全国就业人数的5％。由于人数异常巨大农业社会的存在，使得产业水平不仅差距巨大，而且总体水平相对落后。
四是，收入差距明显。中国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了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而近几年来这一趋势变得更加严重。
五是就业问题严峻。近三年来，我国的城镇失业率急剧上升，由2000年的3.1％升至今年三季度的42％，明年则可能接近4.7％，速度非常惊人。如果将下岗职工和不充分就业人员计算在内，其总量已达到经济活动人口的16％以上，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最后，除经济方面外，中国目前还存在着较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关专家估计，如果把环境损失即对“自然资本”的破坏考虑在内，中国每年的GDP增长可能要下调2－3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00年报告《增长的质量》则指出，中国11个城市早亡和疾病造成的费用超过了城市收入的20％。而在社会发展方面，大陆“文革”严重损害了依存于传统文化的“社会资本”（经济学术语，指的是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自然资本一样对经济增长有价值的信用资源、共同知识等无形资本），改革开放以来也未能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社会资本，甚至在某些方面反而进一步破坏。如果只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进步，却以严重的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代价，大陆的经济势必难以平衡发展。
显然，2004年政策着力点的另一关键将是平衡发展，在GDP与其他考核指标之间平衡、在地区间平衡（如“东北振兴”）、在城乡间平衡、在收入增长中平衡以及在自然与社会的平衡上迈出新的步伐。
作者：经济观察 黄锫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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