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1949年，我国人口大概是5亿多一些。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从5亿增长到13亿。这是我们整个环境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中国只有五分之二的土地可以养人。13亿人口中的很多都挤住在东南沿海一线。关于耕地有多种不同统计，有统计认为我们的人均耕地为一亩五分，也有统计认为是一亩一分。无论如何，中国人均耕地数字远远低于世界粮食组织规定的平均线。水污染问题也很严重，除了西南还有几条干净的江河之外，全国几乎没有多少干净水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保证我们的资源足以支撑13亿人的需要呢？
而就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人们发财致富欲望、物质享受欲望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强烈。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下一代人还能像今天这样拥有充足发展的空间、拥有充足的资源来支撑他们的发展吗？
最近在大学校园进行的一次节水意识调查指出，一个学生的月用水量可以超过八立方，这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大手大脚地浪费资源，我们有限的资源还能够维持多久？
所以，在探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有一点忧患意识。
生态均衡之重（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 陈琨）
经济、社会、生态，这三个元素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支柱。那么，它们之间有何联系？在我看来，经济体系存在于社会体系之中，社会体系又存在于整个地球的生态体系之中。我不认为经济可以解决资源问题，我也不认为有了钱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经济的均衡观念建立在资源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之上，建立在政治平衡的社会安定的情况之上。如果没有资源的保障以及社会的平衡、公正，经济也并非均衡。
地球现有的资源能不能充分支持地球人口的粮食需要？我们这里所说的粮食需求是指谷物需求，谷物的生产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土地、水源和气候。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耕地越来越少，而当耕地改做他用之后，再重新种粮食，粮食的生产条件不能马上得以恢复。所以说，生态系统被破坏以后要恢复原来的功能，并不像经济学家所期望的那样快。
就粮食来说，国家应该有忧患意识。粮食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用市场、用经济能够解决的问题，它是社会问题、生态问题，也是综合平衡的问题。就像国外很多报道指出的那样，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决定了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所以，粮食危机应该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催生“绿色GDP”（中科院可持续发展首席科学家 牛文元）
科学发展观催生新型国民核算体系，即“绿色GDP”。现在的GDP已经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从社会角度看，GDP将质量好的和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计算在国民财富之中；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资源和生态环境是自由财富，不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的退化；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看得见、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它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被摒除在外。
“绿色GDP”应该是传统GDP减去自然部分的虚数和人文部分的虚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在如何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循环经济体系中一直进行着艰辛的理论探索，探索持续至今。1940年到1968年，美国每年的“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占GDP的一半；按照净国民福利指标计算--凡超过国家制定的污染排放标准，企业均应列出所需的治理经费，这些治理经费从GDP中扣除 --日本在1973年的GDP增长率为8.5％，扣除治污费用后，事实上只有5.8％的增长率。
1985年至2000年的15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GDP的平均年增长率为8.7％。如果令“名义国民财富”等于100％，当扣除损失成本和借用成本（生态赤字）后，15年来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只是名义财富的78.2％，财富虚数为21.8％。
这个数字意味着：过去15年我国ＧＤＰ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只有6.5％，即每年平均有2.2个百分点为“虚数”。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所得出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来获得的。
以上结果将对中国国民财富的积累与国民财富的质量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国家由此而制定的能源价格、资源价格、温室气体的生态补偿规则、社区环境损益核算、绿色税费额度、城市绿色仲裁等，都要求对统计制度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进行统一的规范。
企业的力量（壳牌中国集团主席 王郁章）
在探索和拓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我们相信企业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壳牌为例，可持续发展是壳牌的核心商业原则之一指导着我们所有的业务活动。为什么壳牌对此如此重视？早在1980年代初期壳牌就开始特别注意生产安全取得了世界一流的安全生产记录。后来我们的努力推广到环境、健康领域。进入90年代我们认识到仅仅有良好的健康、安全和环境记录是不够的一个公司只有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只有“今日行动心系明天”才能取得长期的发展而我们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彻在我们的每一个项目之中。举例来说，在湖南岳阳市，我们与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共同投资1.4亿美元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利用壳牌的煤气化技术使用煤气化以后生成的合成气生产化肥。在决定进行投资之前，我们曾对这个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进行评估，并对项目健康影响进行评估，此外，我们还作出搬迁行动计划，与当地居民进行协调，听取他们的意见，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做投资决定之前必须要做的。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包括深入调查项目给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影响，听取各方意见，然后在项目设计阶段减少这些可能的负面影响。健康影响评估包括预测商业活动给当地居民的健康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评估有害物质和商业活动带来的风险，与居民沟通并尽可能改善影响他们的环境、控制这方面的风险，采取行动使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此外，对于这么大的项目来说，搬迁计划也非常重要。首先我们要制定当地居民的搬迁计划，同时要监测搬迁过程，保证当地居民公平合法的利益得到保障。这需要与相关利益方协调，给居民合理补偿，帮助开发工作机会。此外，我们还要与当地社区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壳牌公司不仅仅是在中国采取以上做法，在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活动之前都必须这样做。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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