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有学者指出，蒋介石制定战后对美政策有一个基本设想和信念，即美国将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政府。但蒋高估了由他领导的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高估了美国援助他的决心。美蒋关系是相互需要和利用的关系，但各自的利益、目标和路径选择，实际上都存在着不可弥合的矛盾。(69)
一些研究者认为，1949年初斯大林曾派米高扬来华劝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并有人回忆曾亲自听到毛泽东的有关谈话。(70)但另一些人认为这只是传说而已，当时担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也否认有此事。(71)1994年，俄罗斯方面公布了1949年1月间斯大林和毛泽东就国共谈判问题的往来电文。斯大林电文的基本精神是不赞成和谈，告诫中共不要停止军事行动。研究者据此认为，所谓斯大林主张“划江而治”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72)
13、若干专题史研究
香港史研究 8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明厂收回香港主权的立场后，对香港史的系统研究开始起步。90年代，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纷纷问世，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们 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华书局1994年版），余绳武、刘蜀水主编《20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5年版），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以及刘存宽著《香港史论丛》（香港麒麟书业公司1998年版）等。这些论著以大量史实证明了割、租香港的三个条约的不平等性，指出它们从根本上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而不具法律效力。这些论著充分肯定香港华人对香港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将香港社会制度的发展、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及中英之间的外交谈判，如实地展现于世人面前。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香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73)
澳门史研究 这也是80年代以后才有较大发展的领域。比较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的《澳门专号》等。对1887年后澳门的地位，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是殖民地，认为中国由此对澳门失去了主权；有的说是葡萄牙“永驻”的准殖民地。(74)另有学者认为，葡萄牙虽然获得了永居权和管理权，但领土主权仍在中国手中。澳门是由葡国管理的一块特殊的中国领土。(75)
租界史研究 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袁继成《近代中国租界史稿》（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版），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尚克强、刘海岩主编的《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著作叙述了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租界、租借地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对租界各项制度、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作了相当的研究。关于租界历史作用的评价，有人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租界的设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76)“另一些人则认为，租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在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中兼动力与阻力于一身。(77)
传教士研究 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可称为国内全面研究传教士问题的拓荒性著作。近年来较有影响的专著有：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多数学者认为，对传教士的活动作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评价都是片面的。传播西学并非传教士来华初衷，但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引到中国，对中国的教育、医药、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78)
近代外交制度研究 已经出版的一专著有：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提年版）和高伟浓《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小有部分涉及。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三）
50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问题还是存在的。笔者愿将在撰写本综述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感触冒昧杂陈。笔者以为，要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继续向前推进，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更宏观的思维和更严谨的学风。
更宽广的视野。列强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也输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从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注入了新的因素。对近代中外关系史，应该有，也应该允许有不同角度的考察。已有的研究一是从国家主权和民族地位的角度着眼，研究列强的侵略如何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如何反抗和斗争，终于迎来民族独立国家振兴；一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着眼，研究中国人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从认识船坚炮利到兴办近代工业，从接受科学知识到接受政治观念，进而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这两种不同的视角之间，常常会出现一些并不必要的论》、笔者以为，强求以一种标准来统一视角是不可取的。放眼看来，恰恰是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外关系发展的统一体。只有注意从这两个方面去考察历史发展，才能全面地说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内容。
宽广的视野也是研究每一个具体问题时所必须具备的。近代中国是列强在东方汇聚的最大舞台（在亚洲其他国家，大抵是某个列强发挥着主要影响），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如以中美关系而言，研究19世纪的美国对华外交就不能离开研究英国，研究从民国初年到40年代中期则不能离开日本，40年代中后期又不能离开苏联。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和程度。一些从事双边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常常容易犯忽视多边关系影响的错误，这便损害了研究成果的深度和精确性。
更宏观的思维。迄今为止，我们对若干重大事件的微观研究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在宏观的观察上则远远不够。比如说，对于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线索的描绘，我们依据的常常是革命史的发展线索和阶段划分则可忽视了中外关系本身的特殊性质。对近代中国人的民族观和世界观的演变、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的演变及外交家群体的研究等，部是极为薄弱的环节。迄今我们尚无外交思想发展史的专著，文章也很少见。缺少了对外交思想史的研究，就很难说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门类齐全的学科。
缺乏宏观的眼光，历史的叙述便失去了连续性。一些具体事件的评论大多是就事论事，而很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探索它的存在意义，它的发展性或转折性。比如说，对民国历届政府在修订不平等条约方面的努力，如果在意到弱势的中国在强大阻力面前的一步步的艰难前进，作一纵向比较，有些分歧便会大大缩小。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共8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网摘收藏:
当前位置:
载入中...
-> 在百度中搜索：
-> 在Google中搜索：